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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里看风云
傅国涌新近完成一本《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据说金庸本人对这本传记并不认可，甚至可以说有些恼火。但对一部传记来说，传主本人的认可与否，不是判断传记优劣的尺度，在很多情况下，越是传主不满意的传记，反而越有价值。
在傅国涌笔下，金庸作为武侠小说作家的角色并不突出，虽然作者非常熟悉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但他把金庸作为一个在时代风云变化中的知识分子，写出他的选择以及他的选择与时代可能发生的冲突。这本传记关于金庸新材料的发现，也主要是这一方面，至于他的武侠小说写作，只是金庸人生经历的一个背景了，这可能也是这本传记与以往许多金庸传记最大的区别。在傅国涌笔下，金庸主要是一个报人，他在香港的事业主要是创办了《明报》报业。傅国涌特别看重当年《大公报》时代对青年金庸的影响，作者认为，正是这种影响最后成就了金庸的事业。作为一个成功的报人，金庸的经历中时代的印迹无处不在。特别是对他晚年新闻思想的变化，傅国涌虽然没有做出直接的评价，但通过对金庸晚年新闻思想和他青年理想冲突的叙述，把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面前的困惑展示出来，在叙述中保留了对金庸委婉的批评。
我对这本传记不满意的地方是作者找到了分析金庸的新视角和新材料，但没有能深入下去。他本来可以通过金庸的人生经历折射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但最后却没有在这方面用力，少了对一个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观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记的深度。
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金庸本来具备分析历史的丰富性。他和杨振宁、李政道、邹谠、何柄棣、王浩和黄仁宇他们共属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最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海外(包括港台地区)，一部分在国内。
金庸本来考上了西南联大，但因为当时去云南上学费用较多才选择了中央政校。黄仁宇是南开的学生，如果他不参军就是当然的西南联大学生。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中，像金庸和黄仁宇这样经历的人，最后为人们了解一个时代留下了很大的分析空间，他们的深刻和局限共同构成了特殊的文化精神。同样道理，金庸和前不久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同年，但青年时代的人生道路却很不相同，还有同出于浙江海宁查家的诗人穆旦，他从西南联大到缅甸从军，最后又成了特务、反革命。在金庸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有他那样才华的人很多，可以举出一大批。但最后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却多是那些在外面的人，在这样的对比中，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就自然具有了悲剧感。
金庸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在抗战中开始了解中国社会的，对于蒋介石政权普遍没有好感。他们离开中国以后，通常有两个情结，一是对于国家统一特别看重，二是对于国家强大非常在意，至于这一切是通过什么过程完成的，他们好像不大考虑。
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王浩、杨振宁回来，在外面发表过许多观感，当时《参考消息》上介绍过，现在看来，那些观感是有问题的。黄仁宇对中国土改的认识，远在张爱玲之下，他只看到这一改革的最后结果，而没有认识到这一改革的代价是什么。因为长年的海外生活经历，他们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其实是没有多少了解的。他们特别强调秩序，看重经济上的进步，以这样的观点来评价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得出长期的合理性，这很难说服生活在真实中的中国人。
这些早年出身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在抗战中了解中国现代历史，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看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还比较简单，只看见民不聊生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这现象的复杂性，最终他们没有看出代表中国社会进步力量的政治集团的基本理想，而是以它暂时的困难来推断未来。
如果傅国涌能在叙述金庸的人生经历时，把这个背景放大，金庸成功的个人因素和时代因素就获得了另外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是沉甸甸的。傅国涌有这样的知识背景，他在传记中对金庸和穆旦的命运已经发出了感叹，可惜仅仅是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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