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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稿多投”的别一思考
“一稿多投”的别一思考
“2001年10月新修订的《著作权法》骨子里仍然是禁止一稿多投的。”（2002年8月28日《中华读书报》《＜一稿多投＞应解禁》焦广田文）但实际上“一稿多投”的作者，特别是他们的短文“一稿多投”的现象，似乎决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少数的，这就成为一个问题了。有问题，是总要解决的，迟早要解决的。
如果“一稿多投”违法，要么是依法裁夺，要么是法有不善通过修订法律来解决。
如果“一稿多投”是“不道德”的，就得用“道德”的力量和“道德”的方法来解决。自然，道德这东西，到现在为止，还是并非唯一的。各阶级各阶层各个群体有自己的“道德”，甲认为不道德的，乙可能认为是道德的。这一时颇难统一，恐怕暂时还得求助于立法，“一断于法”。除了从法律和道德的思考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实际的出版者和作者的作为问题，从这一角度思考一下是不是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呢？ 作者投的稿子，有两类：一是单篇，或长达万言，或短短百十字；特别是杂文，时评，大抵在一两千字之内。二是书稿，现在至少在十五万字以上。前者投给报纸、期刊，后者投给出版社。
投给报纸、期刊，编辑部如今的做法是：是否收到不给通知，给通知的是凤毛麟角。而且要“三个月”不给答复，作者才可以自行处理。而且不退原稿。一篇短文，特别是杂文，又特别是“随感录”式的时评，不要说“三个月”，就是“三个星期”早已成明日黄花了。碰到这种情况，作者要么在遥遥无期的可能的将来塞进自己的什么集子，要么撕掉，掷于字纸篓。本来还是“文章如土欲何之”，加上碰壁，作者好无奈的。 现在有的报纸，新闻夹带评论，或者有专门两三个名字发表时评。我猜是报社设法解决这一个问题的一种办法。这有许多方便，许多好处。但与广泛听取报社外的众多声音，和在杂文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使杂文得以出土、生长、繁荣两方面，恐怕不甚有利。当然，这也不是一无可龋或许可以发展出我们中国特有的一类作者，一类文章。但看“专栏作者”这几年的情形，期间的经验，或也可以称为教训的，是不是也值得总结呢？ 怎么办呢？或者编辑部树立新的行业作风，行业道德，在与作者交往中少点凉薄，多点人情。收到稿子，在一周之内答复作者是否采用；一经承诺，要讲信用，若不刊登，应依法付给退稿稿酬。其实这“一周”，设身处地为作者想一想，为读者想一想，是并非苛求的。自然我也知道“编辑部人手不够”。然而，怎么办呢？一味只顾自己的方便，不惜牺牲作者的利益，这样不公平的事情，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是不可能不遭到作者的抵制的。目前的状况就是这种做法不公“逼”出来的。然耶？非耶？ 事实是：“一稿多投”在道德的评判上，那道德的标准决不是像“剽窃”说一不二。“剽窃”是一种偷盗，一如“贪污”，是公认的“不德”。“一稿多投”是作者在寻求公平、迅速、有利的“出卖”自己的劳动成果，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是道德的。当法律无视这一道德，强制作者一方“损己利人”，——何况并不利国，道德的自律和律人就失去力量了。
问题又回到现实，回到实行“不公”作为的编辑部一方。
如果编辑部行业内部不能解决，以“编辑部人手不足”为由坚持这种“不公”的“买卖”，那么，立法者有责任根据现实存在的问题，重新审视自己所立之法。此法是否合理？是否合情？是否有利于舆论的健全和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文化的繁荣，和舆论的健康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培育人人懂法、执法、用法和守法的公序良俗？否则，作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计，为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计，只有“铤而走险”，“一稿多投”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至于书稿，为了“买卖公平”，为了“公平竞争”，在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接受作者的书稿的时候，应该允许作者同时征求多家出版社的收受与否的意见的机会。也就是应该允许“一稿多投”。而不应该强制作者只能挨家挨户去推销，——任由每一家耗去以月计的光阴去决定取舍。书稿的时效性虽然大多数较长，不像杂文，更不像时评，但一家“三月”以上的耗损法，在作者是耗不起的。何况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一个理论的发表早晚，毕竟有着“意义”在。又何况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发展速度“突飞猛进”的今天，在更深的层次，是一个不仅仅作者个人耗不起“时间”的问题。古人早有良言：古人惜寸阴，吾人当惜分阴。而数百年后的我们，该惜什么“阴”呢？我这里说的书稿，主要是学术著作。至于风行一时的炒作之作，那是十来天就可以上市的。其间的是非功过利害，无须赘言。
(中华传媒网 点儿摘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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