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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潮的伟岸-----论钟嵘和他的《诗品》
建安以来，“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被战乱打破，人们的思想从儒家道统和以“德”衡物的传统思维和认知模式约束下解放，统治者亦提倡尚才贤能力而轻品德名节的取士用人政策，于是世风大变。文学也从仅作为“道”的载体，即不登大堂的小技地位，开始了逐渐的自觉。在魏晋六朝时期，文学自身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肯定和提高。曹丕首开风气之先，他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然他这里的“文章”是笼统的说法，但已经把文学作品和经史著作同等看待了。文学的地位得到了认同，文学的理论和批评也有了空前的发展。曹丕提出了“气”的概念，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以“气”衡文。他又分文体为“四科”，并提出了“四科”文体创作和批评的标准-----“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曹丕以降，陆机著《文赋》，挚虞作《文章流别论》，论述更趋于细致，兼一些非文论专书也有不少涉及到文学理论批评的篇章，文学理论批评逐渐繁荣；至刘勰的《文心雕龙》出，集大成而为一家言，多所阐发，理愈深而言愈密，“神思”、“风骨”、“体性”、“情采”、“知音”、“通变”诸篇于当时文学理论批评的各方面无不包容，惶惶巨著，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的高峰。
这个时候的文学创作也空前繁荣，尤其五言诗，一扫后期汉赋歌功颂德之靡靡腔调，契合时代语言音律，清新自然，不乖人情，乃一代文学瑰宝，更开百代骚风。对五言诗格律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是一些音律方面的理论批评。如沈约创“四声八病”说，对五言诗的用韵全面阐述，规矩颇森严。这些著作对五言诗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分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的作用都很大，都不容忽视-----积极的方面是促进了诗律的形成；消极的方面是为形式主义的文风助了澜。
文学自觉了，开始重视自身，重视创作技巧，理论和创作技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而，由于创作者思想的局限，文学自觉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并未能带来与之相应的创作上的伟大成就。五言诗是个伟大的成就，然而却远远难以和同时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技巧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相比。伟大的创作必须是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载体的高度统一，必须是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载体同时都达到很高的高度。并且思想和内容应该占有主导的地位。北齐时颜之推就曾经说过-----“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颜氏家训。文章篇》）。我国古典文学的自觉时代创作领域的伟大成就滞后理论领域许多年，它的耀眼奇葩到了唐代才开放。当然，唐代文学是经过发展的后代，不能算是文学自觉时代的创作；但是，只有它的伟大成就才可以比美以《文心雕龙》等为代表的文学自觉时代的理论批评成就。
魏晋文风受清谈世风的影响，文章内容空洞的毛病就是普遍存在的。到了六朝，文章的内容更为空洞，而笔风浮艳琐碎，专音律，淫辞字，尚雕琢。正如裴子野说的-----“淫文破典，斐而为功，无被乎于管弦，非止乎于礼义”（《雕虫论》），他更引用荀子的话激呼“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以亡国之音喻之。可见当时文风到了如何的地步。六朝时期的文学创作主流就是形式主义的文学，形式主义的文学创作占主导地位。
在以形式主义为主流的文风影响下，可作为时代骄傲的五言诗也走向了片面而琐碎的唯形式美的误区，“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竞，事繁而才损”（《颜氏家训。文章篇》）。到了必须有人出来有力地阻止这股形式主义潮流的时候了。钟嵘和他的《诗品》便应运而生，及时作了逆潮的伟岸。
一 《诗品》的战斗性
钟嵘,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齐梁时人，约略生于公元四六八年，卒于公元五一八年。他作过齐王朝的司徒行参军和梁王朝的西中郎晋安王记室等官，《诗品》成书于梁武帝时，《隋书。经籍志》录称《诗评》，后世传称《诗品》。以品第论人衡物，旧学有渊源，如班固曾以九品论人，刘歆的《七略》也分流别派；自清谈盛行，品第人物的风气大炽，论学亦同此俗。如南齐谢赫有《古画品录》，六品论之，梁人庾肩吾有《书品论》，九品论之。钟嵘创作《诗品》所以用这种体例，也是一代风气使然。
《诗品》的写作目的很明确，就是鲜明地针对当时的以形式主义为主流的浮艳文风和琐碎的理论批评，给以鞭挞-----“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雅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古今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诗品序》）。于是，钟嵘对当时文坛形式主义的不良风气开始了批评。首先，他反对当时甚为流行的“永明体”诗风，反对“声病”，反对琐碎做作的创作态度，他认为一味追求音律的创作态度是“伤其真美”的，不必拘泥于“声病”的条条框框，“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当时形式主义的文风很讲究声律，所谓诗有“四声八病”、“文章二十八种病”，时人往往以此等末论衡人诗文，而不知己病大焉。钟嵘说他们的庸俗论调是“伤其真美”的，实在是时代的进步、认识的高超。
钟嵘更提出了反对用典。他说“吟咏性情，亦何贵用事”？他批评当时“句无虚语，语无虚字”的诗风为“蠹文已甚”，讥讽这些作者是“虽谢天才，且表学问”。这对陈陈相因的士大夫卖弄学问的迂腐文风无疑是当头一棒。作诗用典过于泛滥、偏僻用事、用死典故的毛病，在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钟嵘的批评，具有普遍的意义。尤其在当时，对于反对六朝陈腐淫糜的诗风，更可谓之为号角。
反对拘泥“声病”和滥用典故的主张，正是切中时弊的药石良言。在滚滚浩荡的六朝形式主义文学潮流下，在诸人都沉迷在求音用事的雕虫趣味之时，钟嵘奋起激言，逆潮特立，何等伟岸！朱东润先生评价钟嵘说，“论文之士，不为时代所左右，不顾事势之利钝，与潮流相违，卓然自信者，求之六代，钟嵘一人而已”（《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实非过誉。
二 钟嵘的五言诗创作主张
有破必有立。如果没有及时的“立”，“破”的成果就难以保障。钟嵘在鞭挞了当时文坛，尤其是五言诗创作的形式主义不良风气的同时，提出了他自己的主张。与矫柔造作相反对，钟嵘主张平直自然，他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提倡自然抒发情感，进一步反对浮艳雕琢的形式主义不良风气。他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认为创作乃是有赖于客观事物，即环境的感召，应该是有感而发，不应该是为了显示才能的无病呻吟。
对于诗歌的创作手法，他沿用了传统的“赋比兴”的提法，而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他是提倡“赋比兴”的手法综合运用，不偏废，追求不“文散”“芜漫”，又非“意深”“词踬”的境界。可见他虽然主张自然，但并不忽视诗歌的文学性，“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才是他心目中的“诗之至”。
进而，钟嵘提出了关于五言诗的审美标准，世称“滋味说”。他说五言诗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有“滋味”-----“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他品评作品，也尝有“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评语。但“滋味”到底是什么，他没有明言。大抵是指一种诗歌的韵味吧。虽然他没有明确说明“滋味”的含义，不过毕竟是对诗歌艺术性的肯定，在他所在的时代，是一种进步的文艺思想。
除了上面举的大端，钟嵘的其他创作主张散见于对各家的评论中。从他推重的作家来看，如曹植、谢灵运、陆机诸人，可见他是欣赏“风骨”高超和“词采”典雅的风格的。譬如对曹植的评价，“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甚至说其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对曹植以及与其近类的风格最为推崇。但是，他的这种欣赏趣味并非是他品评作家的唯一标准。从他大量的评语中可以看到，他的品评标准实际上是艺术手法的圆熟程度和“文”与“质”的结合程度，即他提倡的“赋比兴”的手法综合运用不偏废和文质高度结合的境界。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创作主张。
三 钟嵘论五言诗的产生发展及其流派
前面引用过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是钟嵘在《诗品序》里开宗明义的话，也是他对诗歌产生的一种认识，指出了人们创作诗歌的动机是由于环境的感召。他更详论曰，“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离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总论了诗歌产生的社会根源，又论述了诗歌的“可以群，可以怨”社会作用。接着他说到了五言诗的起源，认为夏歌楚谣的五言句子是“五言之滥觞”，并述及汉代的五言诗歌，说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这些作品的真伪莫辨；不过，当时认为是真品，所以钟嵘如此归纳。
论到建安以后的五言诗发展源流，他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而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两潘一左，勃而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于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经》，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士也”。划分出了建安以来五言诗发展的脉络，并以建安、太康和元嘉三个时期为五言诗发展取得重要成就的时代。当然，他的这个划分有着很大的争议，论人也不能让今天的我们感到满意，如对陆机等人的评价过高，又忽视了陶渊明这样的重要作家。但是，其观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本着不苛求古人的原则，可以认为钟嵘的这段论述是十分难得的要论，在他的时代，这是很有眼光的观点.草创之功，不可泯灭。
待到细数流派，分品论人的时候，钟嵘认识的局限性显露得多了一些。他把汉至梁时的百二十二家分为上中下三品，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如上品的十一人为-----李陵、班姬、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而曹操列入下品，陶渊明只算中品。这种分法每为后世所不能认同。又，钟嵘论渊源流别时也有一些失误，例如论陶渊明的渊源的说法便遭到了后人的质疑讥讽，说是“此说不知其所据”“盖嵘之陋也”（见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转引自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这固然是钟嵘认识的局限，但恐怕也和分品论人的作法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分品论人本身的局限性也很大。分品论人虽然容易理出条理脉络，但也容易陷入自设的藩篱。
四 《诗品》的重要地位和它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南北朝时期最伟大的著作，他们的贡献是那个时代文学理论批评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章学诚曾评论这两部著作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流别也。论诗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文史通义。诗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诗品》作为五言诗理论批评的开山力作，论述了五言诗的产生发展的根源，辩正了由汉至梁的五言诗之流派，提出了尚自然的批评标准和“滋味说”的审美标准，铺垫了传统诗歌理论批评的基石，为后世论诗开辟了一条大道。《诗品》是我国传统诗歌理论批评的重要形式“诗话”的鼻祖，后世“诗话”非常繁荣，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理论批评的主要形式，钟嵘和《诗品》的开端发源的伟大作用不可磨灭。
《诗品》所反对的形式主义的文风，即使今天也仍然存在；钟嵘说的“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道理，即使今天也依然雄辩；《诗品》反对无病呻吟的无聊风气，提倡“自然”的创作态度，即使今天也还是具有现实意义；钟嵘的品评作品的标准-----以艺术手法的圆熟程度和“文”与“质”的结合程度，即以多种表现的手法综合运用不偏废和文质高度结合的境界作为论作品的法则，即使对今天的文学批评来讲也应该有着借鉴的意义。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诗品》表现出来的勇于逆潮的精神。《诗品》所以伟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产生于那样的一个时代。在一代文学潮流的汹涌浪淘下，钟嵘奋起激呼，成一家之言，开风气之先，勇于做逆潮的伟岸。
伟哉斯作，壮哉斯人。
对于这种精神，今天的我们不应该仅仅是景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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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和引用书目版本：
钟嵘《诗品》（《历代诗话》本）
曹丕《典论·论文》（《文选》本）
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本，人民文学，1957）
陆机《文赋》（《中国历代文论选》本）
挚虞《文章流别论》（《中国历代文论选》本）
裴子野《雕虫论》（《中国历代文论选》本）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国历代文论选》本）
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1979）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1984）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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