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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撰稿人的表达空间、传播空间和市场空间
| 作者：SOHO特区网
-上传日期：2004-6-25 |
《沉默的大多数》和《思维的乐趣》，是王小波生前为自己两本随笔集所拟的标题。理解王小波，就不能不先弄清"沉默的大多数"的含义。而"思维的乐趣"，不过是思想自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写道：
谈到思想的乐趣，我就想到了我父亲的遭遇。我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５０、６０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如同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惧。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
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王小波：《思维的乐趣》２－３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虽然讲的是父亲的经历，但又何尝不包括自己的感受?王小波直到去世，仍有大约半数的作品未能与读者见面。无论是"沉默的大多数"，还是"思维的乐趣"，说到底，还是是否拥有表达空间和传播空间这个问题。
自由撰稿人的生存，需要一定的表达空间。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存在自由撰稿人的表达空间的。当时的舆论空间里只有一种声音，用当时的一句流行口号来形容，那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九亿中国人，只有一张嘴有发言权，其他都是留声机。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否定了"两个凡是"，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而否定了历史上多次"左"的错误，这就从深层上粉碎了现代迷信和个人崇拜。从对现代迷信的信仰危机开始，中国人的思想空前活跃，价值观走向多元化。自由撰稿人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公开走上舆论舞台。
自由撰稿人群体之所以能够日益扩大，不止要依赖于一定的表达空间，更依赖于一定的传播空间。传播空间实际上就是市场空间。据李桂海估计，全国现有２０００多种报纸，"一年用稿量1200亿字"。如全国有20万从业记者，"一年也只能写500亿字的稿件，还有700亿字要依靠社会供稿"。他归纳，社会的供稿者大体有三类：一是学者、专家和作家，二是特约记者和通讯员，三是所谓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是稿件市场的产物。最早的自由撰稿人出现在江、浙和辽东半岛的一些小县城，现在条件好的大多已进入北京、上海、广州等信息灵通的大城市。他们多以写报告文学和纪实新闻为主，对象以文艺体育明星为目标，有的还购置了电脑，收集了某一方面比较齐全的资料，所以他们已经变成某一方面新闻写作的权威和专家。他们一般一个月能写几万字的稿件，投稿的命中率也较高，稿费都在千字百元以上，所以一个月下来，也有几千元的收入。""报纸如果一年需用外稿700亿字，按千字20元标准计算，共需稿费14亿元，假如其中有１／１０是自由撰稿人所写，是１４亿元。
按一个自由撰稿人一年平均3万元稿费的收入，可以养活４０００多自由撰稿人。如果再加上图书与刊物的用稿，大约可以养活万人的自由撰稿人的队伍。从现在看，全国以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估计不足千人，所以随着图书报刊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这支队伍还会扩大"(李桂海：《抢好稿：新一轮报刊竞争》，《北京青年报》1996年4月10日3版)。
目前中国大陆的自由撰稿人的创作成果大致可分为四类：大众文化消费品、纯艺术作品、纯学术作品、社会见解的独立表达。第一类以大众文化为基本取向，后三类以精英文化为基本取向。大众文化消费品的表达空间虽然还达不到随心所欲的地步，但它的传播空间和市场空间连意识形态话语也难望其项背。由于作品的巨大市场效应，这些大众消费品的生产者靠自由撰稿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接受者也空前广泛。以精英文化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表达空间虽然并不狭窄，但其传播空间和市场就不能与大众文化的生产者比肩了。目前，中国大陆以精英文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自由撰稿人大致有如下几条表达渠道：
一、出书。一些自由撰稿人已是拥有广泛读者的知名作家。他们的书虽然决非大众文化，但在市场上仍可盈利，所以出版者积极性很高。自由撰稿者也能获得相应的收入。
二、在精英文化圈子里的刊物发表。
三、在报纸的副刊、星期刊、周末版发表。这些报纸版面本身的性质是大众文化。但有一些有眼光的报社，如王小波经常撰稿的《南方周末》等，也辟出随笔专版或其他专栏，面向知识分子，用精英文化提高自身的品位，这在无形中也给以精英文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自由撰稿人提供了传播空间。
四、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了许多国内外信息传播的渠道。社会的变迁，已经使知识分子不再视在海外发表文章为畏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报刊和出版机构也需要和欢迎来自中国大陆的真实信息。挣国外的稿酬也成为一些自由撰稿人衣食无忧的保障。
西方社会中的自由撰稿人，主要强调的是不按团体的路线自由行动的人，是未签约的不属于任何公司的那些人。这种自由撰稿人只有在已经完全实现言论自由的体制内才可能出现。当然，为市场写作并不等于自由。市场规律本身意味着另一种不自由。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有自己的口味，完全不照顾消费者口味的文化产品是没有市场的。因此，为市场写作本身潜伏着驱使撰稿人媚俗的诱惑。有一位名叫何顿的自由撰稿人曾这样表达自己的选择："我是一个好作品主义者，绝不愿意生产读者读了就迅速忘记或者根本就读不下去的'文字垃圾'。我写每一部小说都是抱着极认真的态度去写，这是因为我确实特别喜欢干文学，而且深深觉得文学是我目前的一切!我要是对文学不认真，我就是彻底背叛自己了。我纯粹是要吃饭才写作，而且不但自己要吃饭，还要靠写作养一个今年要读一年级的女儿，附带还要养老婆，因为老婆工资很低。所以我很勤奋，必须每天写才会有饭吃。我没有工资可拿，我的每一分钱都是面对电脑干出来的，哪里稿费高，我就往哪里跑"(何顿：《写作状态》，《上海文学》1996年2期，３７－３８页)。金钱的压力会使许多自由撰稿人为了赚钱，于不知不觉中放弃精神王国的跋涉，而滑入对大众文化消费潮流的拼命迎合之中。这对于以大众文化为价值取向的撰稿人来说顺理成章，但对于以精英文化为价值取向的撰稿人来说，却无异于失去自身。王小波没有迎合，但他的特殊性在于，他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李银河回忆："说到市场这问题，我们是讨论过的。文学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纯文学，一种是娱乐性的。就像电影也分两种：一种是纯艺术片，一种是商业片。娱乐的和严肃的这两种东西之间有明显区别。做纯文学的人在世界各国都是最穷的。你要是打算走这条路，你就别打算发财。所以他经济动机可以说是没有的。再有我们确实也没什么后顾之忧，哪怕他一分钱不挣我们也能活下去。做纯文学是他一生的宿愿"(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２００－２０１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版)。这一点，目前国内多数自由撰稿人还做不到，或者说还没有条件。从长远看，对自由撰稿的制约因素将主要来自于市场。
自由撰稿人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和发展，有如一只报春的燕子。虽然他们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还比较小，但用发展的眼光看，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王小波虽然过早地去世了，但他无愧为90年代中国出现的自由撰稿人的优秀代表。人们从他的选择中，看到了某种希望。这正是他去世后引起从事各种专业的知识界人士的真诚悲痛与长久思考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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