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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家想到自由撰稿人 (最新)
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种以文字写作为生的职业应运而生,这就是自由撰稿人。顾名思义,自由撰稿人是自由的文字工作者,以自由人的身份卖文为生。但是,是不是进入这个角色的人从此自由了呢?要弄清这个问题,不能不把自由和撰稿人分开来谈。首先,什么是自由?脱离了单位故然是自由,但那不过是人身的,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自由,于是,写作不得不重新面对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要写作?对此,《我的自由选择》和《我愿意这样生活》两本书对此问题做出了回答。
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在许多作家那里并不是问题,对他们来说,写作是牟取功名最有利的手段。然而,当一个人戴上作家的桂冠的时候,他能否当之无愧?也就是说,他通过写作得到的名与利,是否创造了同等的价值?刁斗在《自由在我》一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用文学写作这种行为填装生命“箩筐”的人,你往“箩筐”里装什么?是诚实地书写,还是欺世的谎言?他把前苏联的作家和中国作家做了一番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在前苏联,有一批业已成名的作家,像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等,宁可在生命的“箩筐”里堆满痛苦与灾难,也要发出与自己的生存信条和艺术准则无有牛氐牾的声音;而在中国,在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们的“箩筐”里,却很难找到什么体面的东西。刁斗继而写道,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不一定自由,但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则肯定是自由的。在不同写作的比较中,他看到了自由的写作是诚实的写作,诚实的写作应是问心无愧的,而有些以作家自居的人,是不是往自己的“箩筐”里装了自由精神所创造的有价值的作品?他们回避了什么逢迎了什么?回避和逢迎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与自由精神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为功名所左右,是心灵的自由表达,而后者,是想在写作中求得社会承认的作家身份。
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人身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比起人身的自由来,才是自由一词的真谛。然而,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不但要面对精神自由的问题,还要面对经济的问题,毕竟,没人不能不为“稻粮谋”,人要生存,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穿衣,为此,他不能不成为一个撰稿人。王小波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文中,提出了“反熵”理论,所谓“反熵”,按他的说法就是趋害避利,与市场经济的趋利避害原则相悖。为了写作,王小波从处于经商热中的美国回来了,还辞去了在大学教书的差事,专心写作,他为了什么?就为了成为自由撰稿人——不但撰稿,还要自由,包括人身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因为他认为:“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发展就是个反熵过程。”所以,他成为自由撰稿人。
做一个自由撰稿人,看似容易,做起来很难,他所面临的就是两难的选择:既要自由表达,又要为“稻粮谋”,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时代,一个自由撰稿人不能不面对困难的局面。有一些人,回避了自由的问题,一门心思赚钱,他们美其名曰自由撰稿人,其实不过是撰稿人而已,从本质上说,是不能以“自由”相称的。
自由撰稿人和作家比起来,似乎在写作领域里还不太够“格”,容易被人瞧不起。作家们时常趾高气昂,表现出不屑来,由于功成名就,靠稿费和版税完全可以维持生计,自然要高高在上。然而,作家们尽管解决了经济问题,但是,有哪个作家敢拍着胸脯说,他创造了由自由精神而来的不朽作品?且不论朽与不朽,他能做到诚实的写作吗?他能问心无愧地说没有欺世盗名吗?一个解决了经济问题的作家,不一定解决了自由的问题,有时候,自由问题会妨碍经济问题的解决,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为了良知,他能把自由的问题放在首位吗?他能为了心灵表达的自由,也像前苏联的那些作家,宁愿往自己生命的“箩筐”里装痛苦与灾难吗?如果他能做到这些,他才能说自己高出自由撰稿人一等,他既解决了自由的问题也解决了经济的问题。但是,又有哪个作家敢说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而所谓作家的身份,其实是可以随便印制的名片———爱怎么印就怎么印,在他还没有创造出由自由精神而来的不朽作品之前,他和撰稿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名称,可是,名称又能说明什么呢?
王小波用他特立独行的做法,抹去了作家和自由撰稿人的界限,由于他勇敢地面对自由的问题,他同时具有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两个头衔,然而,人们看重他的并不是他的头衔,而是他自由的心灵。大概,这也是中国作家和自由撰稿人都不能不面对的,那不是名与利,而是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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