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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的特征及其对日本政局的影响（原题：日本逐渐右倾化）
| 作者：SOHO特区网
-上传日期：2005-2-5 |
没有一个国家的右翼能象日本右翼那样引起中国人如此这般地关注。而对日本右翼的学术研究又恰恰是我国学界的薄弱环节。日本右翼与西方右翼有何不同? 右翼与右派、民族派、保守派之间有何异同?右翼组织与思想对日本的内政与外交有何影响? 对日本右翼进行科学的、历史的阐述对我们准确地把握日本政局、制定正确的对日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什么是右翼?
“右翼”一词最初起源于法国。在法国大革命后的议会例会中,坐在议长左方的是激进的雅格宾派,坐在议长右方的是保守派。自此以后,包括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激进派就被冠以左翼的头衔,而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等具有保守特征的派别就被冠以右翼的头衔。中庸的议长成为名义上的存在,政治在左右冲突中进行,胜者掌握权力。不过,日本的情形有所不同。本该属于议长的位置被国家官僚与权力者占有,他们成了多数派,而左右两翼却成了少数派。近代操纵日本政治的是在左右两翼之间寻求平衡的自由主义派别。正如战前统治日本的不是右翼一样,战后统治日本的也不是左翼。但从整体上看,战前偏右、战后偏左。①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治的总体趋势有“向右转”的征兆。
三岛由纪夫在《林房雄论》(1963)中写到,“所谓右翼不是思想问题,它纯粹是个感情问题”。津久井龙雄认为,“右翼本来是一种爱国精神,是尊重祖国历史与传统并引以为自豪的精神”。松本建一指出,“给右翼下定义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与左翼定义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关联,即二者相抗衡,并随时代发展而变迁”。他认为,幕末维新时期,左翼表现为开化、欧化主义;右翼表现为攘夷。明治(1868-1911)中期,左翼主张民权;右翼主张国权。日俄战争时期,左翼是非战派;右翼是主战派。从大正(1912-1925)到昭和(1926-1988)前期(战前),左翼主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右翼主张民族主义。战后50～60年代,左翼主张近代主义、容共;右翼主张传统主义、反共。到了20世纪70年,新左翼与新右翼抗衡时,二者在“反体制”方面观点比较接近,但在对待“天皇”的态度上有分歧。左翼主张连天皇一块“革命”;右翼坚持维护天皇制。如此分类,似乎左翼表现为革命;右翼表现为保守,然而,这即愚弄了左翼,也未使右翼正当化。另外,战后的日本还出现了“革新”派保守、“保守”派革新的怪现象。同样,在西方左、右两翼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因此,吉登斯以《超越左与右》为名著书立说,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可见,要想准确地界定右翼概念确实不易。
日本学者堀幸雄在其编撰的《右翼辞典》中对右翼概念是这样界定的:右翼“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指反动的、反近代的国家主义思想及其运动”、“作为近代革命的对立面,指保守派的政治态度”、“一般讲,右翼没有系统的理论,其指导理念因人而异。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它首先是对近代的反动,它否定作为人类普遍理念的自由与平等,将国家放在价值中心的位置。现在,基本上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右翼概念来理解。右翼具有狂热的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式的对国家过份的忠诚以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敌视。他们强调民族使命,具有打破现状、发动政变的强烈愿望”。 ②
右翼对于自身的界定以及左翼对于右翼的界定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相反的。右翼认为自己的言行体现了“爱国精神”与“革新精神”。但左翼却认为右翼体现的是“反动、保守、排外”的政治态度,双方各执一词。不过,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那就是“革新”(右翼从不使用“革命”一词——笔者注)与“保守”、其内涵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的。更何况正如日本的左翼与西方的左翼有所区别一样,日本的右翼也与西方的右翼不尽相同。单以反“近代”来衡量是不是右翼或者是不是“革命”似乎理由不够充分。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近代不是一个”。所以,在大家寻找适合自己国家的“近代化”模式时,不能轻言谁的近代化是“近步”的,谁的是“反动”的。因为近百年来的所谓近代化一直就是“西方化”的代名词。东方的近代化应该有东方的特色,这是东方五千年文明所决定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然,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日本右翼在倡导“爱国精神”时,又极力搞“天皇崇拜”、主张反共、复古、排外;在倡导“革新精神”时,又把反体制与发动政变结合在一起,甚至使用黑社会的暴力手法制造流血事件等等,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总之,右翼自身也存在着矛盾性。不能因为他们强调民族传统文化而无视其极端的暴力行为, 也不能因为其反西方就被扣上一顶“反革命”帽子。正相反,日本右翼的革新精神决不亚于日本左翼的革命精神。笔者认为,日本右翼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及社会思潮,其思想特征体现了日本社会底层人们的精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保守与革新的双重性格。它根植于日本社会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时又对传统文化进行极端式的解读。日本右翼不论在近代还是在现代,其主张都无法占据主流地位。因此,日本右翼打破现状的意识极为强烈并往往采取极端手法。对传统文化的执著以及过份地崇拜天皇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保守性,但如果将右翼团体(其中有少数是从暴力团体转换而来——笔者注)不加区别地通通认定为“反革命”似乎过于简单化。作为“行动右翼”,其行为往往极端化。但对传统的“观念右翼”、“组织右翼”以及目前的“新右翼”要坚强研究,因为能够对日本政局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这些人,所以,本文论述的重点也在于此。
二、日本右翼的组织特点及其思想特征
日本右翼源于幕末明初的“尊王攘夷”运动。筑前福冈的“玄洋社”是日本右翼的最大源头组织,为日本右翼团体鼻祖。战前右翼的组织构成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粹”派的“封建式日本主义团体”,另一部分是“革新”派的“近代国家社会主义团体”。有代表性的国粹派右翼组织有:玄洋社、黑龙会、大日本国粹会、大日本生产党等。有代表性的革新派右翼组织有:老壮会、犹存社、经纶学盟等。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亚洲,日本为摆脱变成西方殖民地的危机而实行维新、推行“欧化主义”。盲目“入欧”所带来的价值观的崩溃以及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促使右翼组织及其右翼思潮产生的历史前提与社会基础。当时右翼组织的活动在一定的程度上对这股“脱亚入欧”风潮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作为日本社会的“底流”,右翼组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张扬一个世纪以来从未停止过。
那么,日本右翼思想的原点或曰“右翼的道统”到底是什么呢? 正如左翼不“革命”就不能称其为左翼一样,右翼如果不“维新”也就不能称其为右翼。“昭和维新”自不待言,就连“平成维新”、“新世纪维新”,我们都能从中嗅到右倾化的味道。所谓右翼的“道统”指,对内坚持与腐败的政党、阻碍国民自由与平等的官僚、垄断利润的财阀进行坚决的斗争;对外主张亚细亚主义。这是战前日本右翼在对内、对外认识上的一个特征。因此,在战前的日本,虽然亚细亚主义者不一定都是右翼,但右翼人士一般都是亚细亚主义者。变革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现行体制、实现亚洲国家的维新是日本右翼的美好理想。可以说,在反体制、反资本主义、主张维新(即革命)这点上,左、右两翼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当日本的利益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右翼的美好理想便被日本的现实利益所取代。于是,右翼的狭隘性便显露出来。而且,右翼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极力反对。所以,右翼从来不使用“革命”一词,而用“维新”取而代之。天皇主义、日本主义、三反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亚细亚主义是日本右翼的传统思想与理念。战前右翼崇尚以天皇为中心、一君万民的政治制度,对日本自古以来君民一体、以农本主义为特征的国体情有独衷。他们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吞食亚洲,强调东方文化的正统性。尽管后来亚细亚主义被日本统治者利用来作为侵略亚洲的意识形态,但亚细亚主义者(包括一部分右翼人士)在东西方文化冲突过程中对亚洲传统文化的倡导与维护仍然在近代亚洲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20世纪3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都非常严峻,右翼组织开始走向极端,从组织到思想均被体制化,右翼的道统不复存在。日本战败后,右翼组织受到彻底的摧毁。战后初期其活动有所收敛,但进入50年代后,随着美苏冷战体制的形成,其组织得以复活并具有极强的反苏、反共、亲美特征。50～60年代,日本政治中的保守势力为了利用右翼组织中的暴力团体来对付左翼而与右翼相瓜葛。复活后的右翼为了制定“自主宪法”采取了反苏、反共、重新武装的政治主张,并开始支持保守政权的亲美路线,一改右翼反美、反体制的传统方针路线。战后右翼组织的发展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⑴1945～1951年,旧右翼团体崩溃,新兴反共右翼运动兴起。⑵1952～1960年,旧右翼团体复活,右翼运动呈多样化。⑶1960～1970年,暴力主义倾向提高,“民族防卫论”出台。⑷1970～1980年,“新右翼”登场,反美、反体制倾向加强。新右翼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并与民族主义主张相呼应。1972年3月,原生学联书记铃木邦男在东京组建了“一水会”,新右翼正式登上战后日本政治的舞台。他们提出了“打倒YP体制”(Y指雅尔塔协定;ｐ指波茨坦公告)的激进主张,倡导反美、反苏、“回归日本民族”、“反体制、国家革新”等思想,并与战后初期的右翼组织划清了界限。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自立与迅速发展是新右翼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就“反体制”一点而言,新右翼继承了战前传统右翼的“道统”。但就右翼组织整体而言,其内部对于理念模式及行为准则并无共识。右翼组织诚意塾(塾长近江欣治郎)把现代日本右翼思想概括为:皇道主义、民族主义、和平主义。他们认为,就右翼思想的基本概念而言,新、旧右翼之间的想法是相通的,只是国际认识有所不同。例如,战前右翼的关注点在亚洲,而战后右翼的关注点则面向全世界。
目前,日本的右翼组织其成分比较复杂,右翼团体向来有“一人一党”之称。因此,其准确的人数与团体数不易掌握。据1972年的《右翼关系团体要览》统计,日本右翼组织中,50人以下的团体占63%,100人以上的团体占15%。超过1万人的右翼团体只有5个(即:国乃础、国柱会、新日协、健青会、乡友联盟)。据日本1973～1981年版的《警察白皮书》统计,日本右翼的总人数当时为12万人。1972年右翼团体总数为500个,1980年上升到700个。自80年代以来右翼、民族派団体每年都增加20～30个。到1992年6月止,正式统计的右翼、民族派団体大约有840个,总人数约12.5万人。其中,“行动右翼”大约有50个団体、2万人左右。据日本《选择》杂志2000年5月号统计,日本的右翼团体数为900个,总人数约10万人。到2002年7月29日为止,由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指定的暴力团体共有24个。但实际上日本右翼组织不论团体数还是人数都不限于统计的数字。问题的关键是按什么标准分类。如果把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人都划归右翼,那么,至少有一半的日本人都应归于右翼。如果只把“行动右翼”视为右翼,那也不过2、3万人而已。本文主张将参加右翼组织的人称为右翼(包括传统右翼、新右翼、“行动右翼”)。同时,在右翼组织内部将“行动右翼”与“传统右翼”、“新右翼”区别开来。而不将民族主义者、有右倾思想的人(含保守派)归入右翼行列。当然,传统右翼、新右翼、民族主义者、有右倾思想的人、新旧保守主义者在对待传统上有共识,但右翼概念不可乱用。对“行动右翼”在日本政局方面的影响不能估计过高。可以说,“穿西服的右翼”对于日本政治的影响远比“穿制服的右翼”大。研究右翼应以“观念右翼”、“组织右翼”、“新右翼”为主,而行动右翼则应视为“暴力团体”来进行研究,或者称其为“极端右翼分子”或者称其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借此将其与一般的右翼团体加以区别。
近年来,日本右翼组织及其思想呈下列变化趋势。
组织结构三分化 从组织结构上看,最大的变化是一批新右翼组织、宗教右翼组织以及右翼暴力团体的成立。它使右翼阵营在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传统化”、“大众化”、“极端化”3种发展趋势。主要的“新右翼”组织有:生长之家学生会全国联合会、日本青年协议会、一水会、日本学生同盟、大日本赤诚会、新生亚细亚青年集团、反宪法学生委员会全国联合、国家社会主义者同盟、四宮政治文化研究所、国防問題研究会、兴亚青年协议会、新民族主义青年同盟、三岛由纪夫研究会等。这些新右翼组织与战后初期的亲美、反共、反华的右翼组织不同,他们追求思想上的主体性,主张回归传统、恢复右翼“道统”。新右翼与传统右翼不仅在反苏、反共上一致,就连在反美上也一致。新右翼制定的路线与战后初期的“亲美反共”路线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打倒Y·P体制”是新右翼的基本理念。根据这一理念,现在的宪法、体制、财界以及日本安保条约均在被否定之列。反美、反体制、反权力、反资本是新右翼的特色。可以说,新右翼真正地继承了传统右翼的“道统”。铃木邦男是新右翼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叛逆的神话》(拓殖大学集团1972)是其代表作。主要的“宗教右翼”组织有:生长之家、神社本厅、靖国神社。宗教右翼与以前的右翼组织有所不同,他们组织严密、资金充裕并具有高超的活动手法。宗教右翼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发动群众”。主要的“右翼暴力团体”有:东京的住吉会(约6,300人)、稻川会(约5,100人)、远东会(约1,500人)、松叶会(约1,500人)、国粹会(约520人)。福冈的道仁会(约740人)、四代目工藤会(约530人)。大阪的七代目酒梅组(约210人)。広島的四代目共政会(约280人)。兵庫的五代目山口组(约17,900)。京都的五代目会津小铁会(约930人)。千葉的双爱会(约400人)。静岡的远东樱井总家联合会(约330人)等。在这些右翼暴力团体中,兵库县的五代目山口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
思想理论上的仿徨 从思想形态上看,进入80年代以来,右翼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有合流的趋势。首先,“新右翼”的出现使战后缺乏思想的右翼组织向传统回归。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在陆上自卫队市谷驻屯墓地切腹自杀,试图以死来唤起自卫队的崛起以及右翼阵营在精神上的追求。日本右翼把三岛的行为看成是烈士的“义举”,并赞颂这种“三岛精神”。所谓“三岛精神”就是日本右翼的传统精神,即反体制、反美、反共精神。三岛认为,自卫队保护的是“否定自己的宪法”,但却服从这一屈辱的命令不做任何反抗,这让他感到悲伤、激愤。80年代以来,右翼势力与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结合使右翼获得“新生”。
右翼阵营在组织上与思想上的整合目前仍在进行之中。尤其是面对思想上的“空心化”问题,新右翼与宗教右翼都在尽量努力弥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右翼的传统思想特征“赞美天皇制”受到时代的挑战。右翼组织自身也认识到他们对天皇制的崇拜过于僵化和形式化。因为他们拼命要保护的天皇已经是实行了“皇室革命”的天皇。最让右翼受刺激的一件事是天皇在“朝礼”上常说的一句话:“我与大家一起遵守宪法……”。③ 右翼的最终目的就是改宪、确立天皇的绝对领导地位。但是,连天皇自己都承认了宪法的正统性,这确实让日本右翼苦恼,他们在理念上面临新的抉择、在思想上处于仿徨之中。
三、右翼势力对战后日本政局的影响
日本右翼组织合法活动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街头宣传,二是提出请愿书与抗议书。但是,右翼组织、特别是那些由暴力团体转化来的右翼组织根本不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他们或改装宣传车、或故意制造噪音,而警察又往往放纵他们。近些年来,日本右翼组织活动的“成效”主要表现在:推进国旗、国歌法制化的进程;对不法官员、品质不佳的企业、金融机构施加压力等。右翼组织在社会不公现象面前,有时确实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但在诸如领土问题上,有时却显示出盲目的极端特性。正当的领土要求无可非议,但将别国领土具为己有是无理要求。
从总体上看,近些年来右翼组织对日本政局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⑴“宗教右翼”推动“元号法制化”。⑵右翼组织发动的“群众运动”成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土壤。⑶右翼势力推动“改宪”进程加快发展。
“宗教右翼”的作用 近年来,日本的宗教右翼所发挥的作用不断加大。如在推动元号法制化的过程中,生长之家与神社本厅、日本遗族会协作,首先设法使“元号法”在地方议会通过。然后,采取地方包围中央的手法再迫使国会通过。1976年日本举行天皇在位50周年纪念仪式,以此为契机,右翼组织打算强化天皇制。自民党右派也乐此跟进。1972年自民党成立了“关于元号的小委员会”。1975年3月5日,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回答问题时就提到“打算讨论昭和之后设置元号的问题”。这样,就使元号法制化成为政治问题。在右翼组织与自民党内右派的共同推动下,1979年6月日本国会终于通过了“元号法”。
右翼组织的活动是滋生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土壤 另外,以历史教科书、历史认识问题为核心,右翼组织的活动也极其频繁。他们不仅在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发挥影响作用,而且其大量的活动与宣传为日本政治右倾化提供了温床。如,1982年当日本政府答应修改教科书中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部分时就遭到右翼势力的坚决反对。在中国、韩国对此进行批评时,右翼势力说这是“干涉内政”。同时,右翼组织还攻击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是“谢罪外交”。1976年,推动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运动的右翼团体“慰祭英灵会”成立,10年后的1986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二战后第一位以现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总理。小泉上台不到2年,就曾3次参拜靖国神社,其目的就是为了讨好右翼势力及保守势力,从“遗族会”方面拉选票。除上述推动元号法制化及促成日本政治右倾化外,右翼势力的“大手笔”就是推动“改宪”进程的快速发展。
改宪是日本右翼最大的战略目标 右翼势力于1981年10月27日成立了“保卫日本国民会议”。议长是加濑俊一(原外交官),运营委员长是黛敏郎。该右翼组织的最终目的是修改宪法,拥有军队、可以向海外派兵、可以实施集体自卫权。该组织的活动手法是“发动群众”、诉诸舆论,即开展“草根”保守运动。他们企图通过控制国民投票来影响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员,最终达到在国会通过改宪议案的目的。右翼势力的努力对日本政局的影响是明显的。1981年10月21日,有280名议员参加的“自主宪法期成同盟”(会长岸信介)发表了“第一次宪法修正案”(由原“新右翼”组织领导人竹花光范起草),鼓吹部分修改日本宪法。1982年5月“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又召开研讨会,在公开场合挑起关于改宪的大论战。同年11月,“改宪论”者中曾根康弘登上总理宝座。1983年1月,在自民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通过“改宪决议”。1985年11月,自民党抛出了修改宪法的“新政策纲领”。提出“我党历来将自主宪法的制定即自主地修改宪法作为立党之本。今后将继续坚持和平主义、民主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的原则,随着时代的变迁推进对现行宪法的修改及探讨”的主张。进入90年代后日本改宪的步伐加快,首先是在1992年6月通过了“PKO法案”,实现了向海外派兵的愿望;“9·11”之后又通过了“恐怖3法案”,在“集体自卫权”上向前跨越一步;目前小泉内阁及其新保守主义者们正积极推动在本月的国会上通过“有事法案”,争取使日本获得战争权力。右翼势力追求的目标——改宪、拥有正规军、享有集体自卫权等在自民党政权下正逐步实现。民族主义者石原慎太郎就称日本宪法为“麦克阿瑟宪法”。军界也有人认为,日本如果没有进攻能力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国家。右翼势力与民族主义者强烈地影响着日本政局的走向。5月3日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改宪派”(新宪法制定国民会议)在东京召开大会,发表了一个“新宪法草案”。该草案有两个基本点:一点是明确认定天皇是日本的国家元首;另一点是“保有国防军”。而以共产党和社民党为首的“护宪派”决意要使“有事法案”成为废案,他们认为“有事法”就是“战争法”。当天,中曾根康弘与宫泽喜一两位前首相接受电视访谈时都表示,在现行宪法的框架内容忍行使部分“集体自卫权”。其理由是美国为“保护日本的安全”而作战时,日本理所当然地应该“帮忙”。
综上所述,在近百年的右翼发展史上,其阶段性的特征各有不同。作为“原点”的右翼思想,其出发点是继续维新、“二次革命”。战前右翼组织的主要理论指导思想是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反体制、倡导天皇主义、亚细亚主义。右翼思想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战后初期的50～60年代,右翼组织缺乏思想性、丢掉了右翼的“道统”。这也许是三岛由纪夫自杀的最根本原因。70年代产生的新右翼以及宗教右翼在某种程度上找回了一些传统右翼的“感觉”,但右翼组织中暴力团体活动的负面影响使右翼组织缺乏思想的特征更显突出。战后右翼阵营中象战前那种反体制的国家主义团体与“志士”很少见,右翼组织已经成为保守统治层的“别动队”。右翼势力与统治阶层在思想上的共鸣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根本原因。右翼势力与日本政界新保守势力的结合将左右日本政治的现状与未来,并对今后日本的内政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导航”性作用。因此,应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但同时我们也应深入研究为什么二者能一拍即合? 战后50多年来,日本一直在美国的占领和“保护”下,其文化与外交的主体性无法发挥,右翼组织强调保护日本文化的主体性、政界的新保守主义者呼吁要从“附属外交”走向“独立外交”。对民族利益的共同追求以及确保日本在亚洲的主导权是二者之间的结合点。对于日本的扩张意图我们要防范,但对日本民族独立的正当要求应予以理解和支持。
注 释：
① 松本建一 著《右翼》,河出书房新社, 第71～72页。
② 堀幸雄 著《右翼辞典》, 三嶺书房 1991年版, 第48～49页。
③ 铃木邦男、和多田进 著《僕が右翼になった理由、私が左翼にたったワケ》晩聲社1997年版,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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