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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全面战争的前夜
| 作者：SOHO特区网
-上传日期：2005-2-18 |
一、塘沽停战协定和华北自治
１９３２年１月，试图实行“积极抗战”方针的孙科政府失败下台后，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政府成立。“积极抗战”的政策无人响应，“不抵抗”政策又被民众所反对。于是蒋汪联合政府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按汪精卫的话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蒋汪联合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９·１８事变后的东北悬案。蒋介石委托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当时任北平政务委员长）和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秘密交涉停战的问题，１９３３年５月在天津附近的塘沽正式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塘沽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１００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带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
塘沽协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屈辱性的协议，它意味着中国政府默认满洲国的存在，而且对华北的主权也有一定程度的丧失。塘沽协定由于得到了汪精卫、孙科等国民政府要人的承认，蒋介石的责任并没有表面化。但塘沽协定在中国民众中引起了很大的愤慨，不少人认为黄郛是主要责任者，有人还向黄郛居住的院内扔投炸弹。虽然塘沽停战协定暂时解决了东北问题，华北问题又浮出了水面。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蒋汪联合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只限于长江流域，华北各省仍在各路军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华北五省的实权者是：察哈尔省：宋哲元，绥远省：傅作义，河北省：商震；山东省：韩复榘，山西省：阎锡山。日军占领东北以后，华北的军阀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害怕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邀请国民党的中央军进驻他们的地盘帮助他们共同防日，因为一旦中央军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便失去了对该地盘的控制力。对于军阀们来说，他们的权力和地位都来源于手中私家军队。而要养活一支私家军队就必须有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经济来源。
华北的军阀们既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也不愿意完全投靠蒋介石，于是出现搞一个“华北自治系统”的提议。日本人显然高兴看到华北搞独立，这样将使“满洲国”得到一个安全的屏障。蒋汪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华北独立，但又怕中央军出兵华北会引发和日军的全面冲突，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华北“轻度独立”。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军属于地方杂牌军，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上和南京的中央军有巨大差别。
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试图从修复中日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２月１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２月２２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令；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日两国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但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在国民党内部遭到很大的反对，８月汪精卫提出辞职，但被国民党中央慰留。１１月１日汪精卫遇刺重伤后，国民党内部的对日和解派开始凋零，对日强硬派成为主流。
二、蒋介石对日立场的改变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发生了军人暴动的２·２６事件，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狂热的军人所控制。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也深感忧虑，认为事态发展下去必然超越中国退让的底线，中日间的战争必至。１９３６年６月蒋在讲话中说：“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１９３６年７月的国民党５届２中全会，是国民党对日方针的转折点。蒋介石在该会上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此后南京政府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
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又开始策划“华北分治运动”，试图将华北五省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５届２中全会后的南京政府，在华北问题上以不妥协的强硬姿态和日方进行交涉，１２月３日双方的谈判决裂。正在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
塘沽停战协定的最大“受害者”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因为长城以南１００公里的非武装地带原是张学良的地盘，塘沽协定使张学良军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张学良以下野和出国外游的方式表示抗议，１９３３年４月到１９３４年１月，张学良周游欧洲各国。张回国后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移驻西北，执行剿灭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地盘后，一改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成为坚决的抗日者。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等人武力扣留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的方式来迫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对红军的围剿，联共一致抗日。
当时国内的许多人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不赞成张学良以武力对国家元首进行逼迫的作法。除以外的各路军阀和各地实权者纷纷通电支持蒋介石，社会舆论也基本站在蒋介石一边。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对张学良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也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使张学良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蒋介石开始拒不接受张学良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口头答应：“准备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没有签署任何有文字的文书。按蒋介石的话，这叫做 "君子之约“，”言必信，行必果“。不过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蒋基本承诺了他的”君子之约“。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国民政府官员、各路军阀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市民的盛大欢迎。１２月２８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的军事法庭以反乱罪对张学良判刑１０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的请愿，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了特赦，但此后张一直被软禁。张学良的东北军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改编接收。
西安事变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变中，包括以前和蒋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将领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一致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使蒋介石抗日的信心大增。同时在西安事变中许诺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蒋的胜利。此外国共合作的对于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也有重要作用。为了争取日本之宿敌苏联的帮助，蒋介石调整了以往反苏的政策，１９３６年初开始试探和苏联改善关系。由于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关键在于中国问题，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消除了蒋介石和苏联改善关系的难点。蒋的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的结果，使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苏联多方面的援助。
三、芦沟桥事变
１９３７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姿态对待“华北自治政权”。１９３７年２月国民党召开５届３中全会时，要求华北五省的领导人也出席。阎锡山和韩复榘同意出席，而宋哲元以立场特殊为由要求不出席会议。但蒋介石却给宋发出必须出席会议的强硬电报，宋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纯德代理出席。此后宋哲元颇受日本和南京的两面挟板之苦。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０日，宋干脆回山东老家，不问华北政事来回避责任。６月２１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二十九路军实行国军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货币等强硬命令。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事变后，清政府承认８国联军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数量的驻军。此后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维持数千人规模的条约驻军，日本将其称为“天津军”。此外在１９３７年，英国和法国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驻军。由于日本“天津军”和二十九军同驻一处，磨擦颇多，二十九军的将士对天津军的抵触和敌对意识较强。为了缓和与二十九军的关系，１９３７年４月天津军司令邀请以张自忠为团长的二十九军干部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为期６周的访问，在日本受到了“盛情款待”。但这并没有改变二十九军和天津军的紧张关系。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平附近进行演习的“天津军”，在芦沟桥附近与二十九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应该说１９３７年的芦沟桥事变和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日本是战败，战前的档案已全部公开，９·１８事变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已毫无疑问。但现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发芦沟桥事变的证据。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上明确判定９·１８事变是由日本人所挑发，但并没有断定芦沟桥事变是日本人挑发的。原二十九军副将秦纯德在国际法庭上提出的起诉材料“七·七事变纪实”中，也回避了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的问题。
日本方面对芦沟桥事变的记载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一个小队的日军在北京芦沟桥附近进行演习。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日军小队长立即进行点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日军小队长联想到刚才的枪声，以为该士兵已在刚才的枪声中被打死，于是小队长下令向中国军队进行还击，形成了军事冲突。但打完仗后那个失踪的士兵又回来了，说当时是因为闹肚子去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的舆论界对蒋介石一片恶骂，指责蒋介石有意挑起事端，应该对蒋以及他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进行军事惩罚。但在军部内却分成“事变扩大派”和“事变不扩大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９·１８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长，他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再继续向华北进出。石原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而军部中的大部分却是事变扩大派，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他们提出“对支那一击”论，以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
在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表示了坚决抗战的态度。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蒋介石的讲话表明中国准备进行长期持久战的战略和决心。
四、导致全面战争的上海战役
芦沟桥事变爆发时，中国有１９１个陆军师，２００余万人，日本陆军的现役部队为１７个陆军师，２５万人。乍看上去中国军队似乎有击败日本军队的希望，但实际上中国军队在重火器、机械化运输、通讯器材、弹药方面同日军有巨大差距，空军和海军更是无法相比。另外中国军队的多数是地方杂军，对中央军牺牲他人保存自己实力有所猜忌，这也是中国军队的一大弱点。尽管中国在军事上直接击败日本军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在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战争潜力方面比日本有明显优势。所以中国取胜的唯一途径就是用全民战争、持久战、消耗战的方式来拖垮日本。这样中国虽然不能直接打败日本使其缴枪投降，但可以拖垮日本，使其被迫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后来越南也是用这种全民战争的方式拖垮和赶走美国人。
要充分发挥全民战争的效果，战场越大、战线越长越有利。如果把战场只局限于华北，显然不能充分发挥全民战争的效果。于是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开辟新战场，将日本拖入全面战争的泥潭。
蒋介石无视第一次上海事变时达成的中国不在租界附近驻军之协议，主动将他的嫡系部队部署到共同租界附近的非武装地带。上海共同租界的国际委员会向中国政府抗议中国军队违反协议，被蒋介石置之不理。日本人没料想到蒋介石一改以往忍辱负重的态度，会主动在上海开辟新战场。当时日本在上海只有几千人的海军陆战队，没有什么准备。８月１３日，中国军队主动向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日军仓促应战，并紧急从国内派兵增援，揭开了第二次上海事变的序幕。
日本军部的“事变扩大派”当初只是设想把芦沟桥事变扩大到华北地区，并没有在中国全土展开全面战争的计划。可是蒋介石的上海攻势，使日本军部对战争的指导发生了混乱。日本军部刚开始还不想扩大上海战线，８月１５日只派出了最低限的２个师团（３万余人）的增援部队，但蒋介石将其精锐部队７０万投入上海，使用人海战术给日军造成极大的伤亡，迫使日本不断增兵。由于现役部队的人数不够，日军不得不临时召集预备役部队参战，最后日本投入上海的兵力达３０余万人。１１月５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国民党军主动撤退。在２个半月的上海战役中，日军战死２万４千余人，战伤３万余人，几乎可以与日军历史上最惨烈的日俄战争旅顺战役（死伤６万余人）相比。
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役中虽然没有取得直接的军事胜利，但上海战役迫使日本把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使日本陷入了全面战争的泥潭。所以说上海战役在战略是相当成功的。
五、几点反思
一些文章认为蒋介石完全是在张学良西安事变的逼促下，才被迫改变对日妥协政策走向抗战的道路。这其实过分夸大了西安事变的作用。当然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改变有相当的影响，但并不是主要原因。在西安事变前的国民党５届２中全会上，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就有明显转变，显示了强硬的态度。蒋介石对日态度转变的最主要原因，应该说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
在９·１８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日本狂热军人的暴走，日本的文人政府还是表现出克制的态度，还是有诚意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与中国的冲突。在那一段时间里对日本的妥协退让，是有可能换取和平的。因此不应该过分指责蒋介石当时的妥协不抵抗政策。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上台，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高压政策。在此情况下妥协和退让已不太可能换来和平，所以蒋介石转而采取进行抗战的不妥协态度。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部并不想把战火扩大到整个中国，只设想打一场短的、局限于华北地区的速决战，在短期内一举摧毁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中国人屈服。战后的１９４６年，美国战略调查团对日本的侵华战略进行了调查，该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中说：“对于日本的侵华战略，本调查团对多数日本将校进行了讯问，这些日本将校均表示当时既没有侵占中国全土的必要，也没有侵占中国全土的欲望……。没有料想到１９３７年的华北事变，会引发与中国的全面战争。”
这个报告比较客观地说明了当初日本没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略动机。当时日本人以为蒋介石在芦沟桥事变后，会派主力军队前往华北保卫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日军进行军事决战。但蒋介石并没有直接派兵去保卫华北，而是转而进攻日本在上海的租界，将日本拖入了全面战争的泥潭。因此一些日本人声称日本原本不想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中日间的全面战争是中国人挑发的。然而中国取胜的唯一出路就是与和日本进行长期持久的，不以争夺领土为目的的消耗战，将对手消耗拖垮。如果当时蒋介石在华北跟日军进行一场争夺领土的决战，中国不仅必败无疑，还要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
蒋介石说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怕鲸吞，就怕蚕食”，这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中国试图和日本打局部战争，就会导致日本不断蚕食中国的被动局面，不如干脆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扩大战线，诱敌深入的战略，奠定了中国取得抗战最终胜利的基础。蒋介石预言中日战争持续下去，将引发世界大战。在大战中日本将与美国和苏联为敌，并最后失败。中国可以乘势收回东北和华北的失地，达成完全的独立。后来历史的发展印证了蒋介石的战略预言。相对而言，日本在芦沟桥事变以后的对华战略上，却显得十分混乱，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日本对华战略中心是要对中国政府进行“武力惩罚”，试图用武力打击迫使中国人屈服，迫使中国政府改变反日、排日的政策。这其实和中国当年出兵“惩罚”越南的动机有某些类似。这种愚蠢的战略导致日本的最后失败也是毫不为怪的。
当然日本并不是没有一流的战略家，石原莞尔可以说是当时日本极有眼力的战略家。石原认为战争要见好就收，一旦越过了胜利的极限点就是失败的开始。他主张军部改变对中国的高压政策，停止华北分治运动，只要中国承认或默认满洲国，就将华北的主权交还中国。石原坚决反对把芦沟桥事变扩大到整个华北，认为这是重蹈拿破仑超过胜利极限点的愚行，只能使日本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后来战争的发展的确应验了石原的警告。不过石原这样有眼力的战略家并没有被重用，而是一群短视无知的狂热分子主宰了日本军队，这些狂热分子的愚行最终导致日本帝国的毁灭。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虽然不敌日本军队，但中国的战略家胜过了日本的战略家，这是中国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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