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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婚恋>>寻求出版
<<红色婚恋>>（一）“中共领袖婚姻档案”寻求出版
内容简介
<<红色婚恋>>凤凰涅磐篇主要记述历届中共总书记及领袖人物的恋爱、结婚，以及婚后生活的实情。
本书表现的是我党领袖的恋爱、婚姻生活的纪实文学作品。特殊时期的经典爱情、传奇故事、浪漫细节、各有特色的爱情诗篇，令读者不时抚掌大笑，拍案叫绝。
价值：客观、生动地展现中共领袖人物私生活方面的品格与风貌，通过对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曲折委婉、荡气回肠的红色恋情故事的细致描写，使读者更全面、深刻地了解这些在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叱咤风云、功勋卓著的革命家。
本书以严肃的态度、翔实的史料、轻快的笔调，向人们揭示：中共领袖人物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有对人间美好的爱情的追求，有花前月下，有对心上人的无限思念，有同床共枕时的甜言蜜语，有为人父母的欣喜。当然，像普通民众一样，他们也有家常里短的琐事，生活在酸甜苦辣的人间烟火之中。
特色：本书首次以婚恋为主线，记述了中共领袖人物的私生活；首次较完整和系统地记述了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婚恋经历；首次较充分地记述了众多中共领袖人物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前后的婚恋情况和中共领袖人物一生的婚姻档案。
参考依据：本书写作的参考资料，均来自正规出版单位公开发行的图书、期刊、文献资料等。并经过严格的把关、筛选和改编，绝对真实可靠，保证不会政治性问题。
读者对象：中老年人、部分青年人，党政机关干部、企业领导、学校教师——本书雅俗共赏，老少皆宜。可为专业学者提供有价值的研究史料；可作为一般读者增长知识、休闲消遣的有益读物；对于35岁以上、了解一些或经历过中国现代史的人，怀着对中共领袖人物的特殊心情，会关注被长期封闭的、这些伟人的私生活方面的奇闻轶事；对当代的青年人，出于对一代革命名人的好奇心，也会有多少了解一些的愿望。
卖点：图书出版发行后，必将引起广大读者的普遍关注和共鸣，一定会成为一部较好的畅销书风靡全国。
文体：纪实文学。
出版发行原则：由出版机构全面负责出版发行具体事宜。
篇幅：书稿20万字，照片80幅，共338页（32开）。
稿费：60元/千字，20/每幅照片；版税率9%，首次印数至少10000册。
联系办法：0394——3225048 3693903。电邮：xueliang1588@163.com .
如有诚意出版，请联系。
作者简介：王学亮，男，1955年出生，河南郸城人。曾用名王新建、文史学者、闻真、隐士。自1985年以来，曾先后在全国省级以上报纸杂志发表作品600余篇；自1996年以来，曾先后出版图书<<万物真假鉴别>>、<<冯玉祥轶事>>、<<中共党史人物轶事>>、<<苏振华平息“上海暴乱”始末>>等作品。<<红色婚恋>>（一）“中共领袖婚姻档案”、<<中国近代风云人物秘闻>>、<<中国古代帝王将相秘闻>>已完稿，正待寻求出版。<<红色婚恋>>（二）“十大将帅婚姻档案”已完成初稿。
目录
陈独秀风雨情爱路----------------------------------------------3
一、原配夫人高晓兰
二、革命伴侣高君曼
三、患难伴侣潘兰珍
瞿秋白的爱情故事-------------------------------
一、不散的彩虹——瞿秋白与结发夫人王剑虹
相识在南京
炽热的爱情
爱之囚奴
二、旷世之恋——瞿秋白与革命伴侣杨之华
旷世之恋
接回女儿
红色伴侣
莫斯科远郊的欢笑
腥风血雨的日子
瞿秋白英勇就义
心中永远有着秋白的爱
连接：杨之华简历
李立三的异国恋情患难知己——
李立三的异国恋情
患难岁月中的甜蜜
祖国终于召唤了
爱在中国情相伴
黑色岁月烙下永远的痛
悲剧在李莎身上继续延续着
送给李莎最好的生日礼物
皓首飞雪沃桃李
王明一波三折的婚恋----------------------------
初恋莫斯科
“牛郎”失恋
三探促良缘
分配个“妻子”
相伴四十四年
博古的两位夫人-------------------------------
一、第一位夫人刘群先
二、第二位夫人张越霞
张闻天刘英忠贞不渝的爱-----------------------------------
相爱在长征路上
毛泽东为我们作媒
陕北窑洞结良缘
风雨同舟情感深
毛泽东最大遗憾莫过于婚姻--------------------
一、毛泽东原配夫人罗氏
二、一首蝶恋花 唱不尽夫妻情深——毛泽东与杨开慧
相识
相恋
相知
相伴
相思
光辉长照后人心
三、杜鹃声里斜阳暮——毛泽东与贺子珍
永新一枝花
相识在井冈山
在战火中的爱情
既有夫妻之爱，更有战友之情
风雨同舟 相依相随
婚姻悲剧的根源
四、乱云飞渡仍从容——毛泽东与“政治伴侣”江青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之前曾有三次婚变
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毛泽东初识江青众说纷纭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约法三章”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
建国以后的毛泽东与江青
乱云飞渡仍从容
日月同坠
刘少奇的婚姻悲剧超过喜剧-------------------------------------
一、刘少奇与革命伴侣何宝珍
二、相识相知风雨同舟——刘少奇与革命伴侣王光美
王氏家族的大女儿
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女翻译
相识相知成伉俪
进北平拜望亲人
刘少奇身边的王光美
“文革”中风雨同舟
周恩来的婚恋观----------------------------------------
一、昔日的战友 初恋的情人——周恩来与留法女博士张若名
风华正茂
留学法国
古寺青灯
昆明最后一次握手
二、高尚心灵的联盟——周恩来和终身伴侣邓颖超
相识相爱 结为终身伴侣
曾有过两次失子的痛苦
高尚心灵的联盟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两个干女儿
风雨同舟 共渡难关
相敬相爱 携手并肩
轻轻吻了他的额头
朱德五次婚姻的隐密
一、朱德的第一夫人萧菊芳
二、第二夫人陈玉珍
三、战地浪漫曲 革命伴侣情——朱德与伍若兰的爱情故事
四、朱德的终身伴侣康克清
携手并肩的革命伴侣——任弼时和陈琮英
相濡以沫，终生如一——陈云与夫人于若木的伉俪情深
一、从一名普通中学生到专职护理护士
二、一元钱的简朴婚礼
三、风雨同舟共白头
四、家庭生活中的“营养师”
邓小平的三次红色婚恋
一、邓小平的第一位红色伴侣张锡瑗
二、邓小平的第二位红色伴侣金维映
乱世女杰
革命婚姻
棒打鸳鸯
魂断异国
三、风雨相伴五十八载——邓小平与终身伴侣卓琳
“名绅千金”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
战火硝烟相伴行
特殊时期共享“特殊待遇”
默默地生活在伟人的身后
同志伴侣情——胡耀邦与李昭----------------------------
陈独秀风雨情爱路
图：陈独秀
陈独秀，现代史上一个让人无从说起的人物，一个叫人心里颇不宁静的人物，一个不得不令人浮想联翩的人物，一个褒贬是非纠缠不清的人物……他领航五四运动，他创办《新青年》杂志，他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他……他由前清秀才到中共总书记，始因旋转地球而独步地球，终因地球旋转而失去重心。穷愁潦倒，病骨支离，“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最后在凄凉中结束了他的悲剧人生。他一生大起大落、曲折坎坷，对于他的历史评价，半个多世纪来，褒贬不一。对于他的婚姻和爱情，世俗偏见更是鄙夷和不屑，而他本人则备尝个中酸辛、苦涩和甘甜。
原配夫人高晓兰
高晓兰（乳名大众）生于1876年，安徽霍丘县城东十里高家墙村人，父高登科出身农家，家境贫寒。一次因放牧露宿麦田，恰遇清军官兵，将他收作勤务。由于他聪明伶俐，做事勤快，颇受上司赏识，逐步受到提拔，一直晋升做到安徽统领（相当于旅的长官，也称协统）。于是敛财置产，由清素寒门一跃而升名门望族。高登科原配夫人病故后，继娶后室詹氏，生下高晓兰后不足一年又不幸亡故，高登科又续娶阜阳提督的女儿为妻，后生高君曼得父母宠爱，视为掌上明珠。
陈独秀幼年曾过继于其叔父陈衍庶（又名昔凡），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恩科举人，历任知县、知州，因有政声以知府赏戴花翎，过班升道分省补用。致仕后，专攻书画，诗文书画名重皖江，为一时名流。1886年，十八岁的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参加县、府院试。不料，他居然以《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一篇不通的文字，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中榜秀才第一名。捷报传出，全城轰动。淑女闺秀前来提亲说媒的络绎不绝。其时高晓兰已届花信年华，经人说合陈高联姻，于是“门当户对，文武相亲”，一线姻缘，红绳牵定。
高晓兰虽然目不识丁，但也温良驯服，颇有教养。相亲那天，陈独秀找机会瞅了高晓兰一眼，但见她个头倒也适中，眉目清秀，心里也就认可了。
这门亲事一经宣布，称羡庆贺之声便四面飞来。陈独秀本人对这门亲事却一直怏怏不乐，这倒不光是说未来的娘子要长自己两岁，更主要是因为他对这种由家长越俎代庖的包办婚姻深恶痛绝。在整个婚礼过程中，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让人摆布的木偶一样，别人却还以为他乐傻了。其实他自觉心头笼罩的只是茫然。
婚后，起初小两口相处得还算过得去，一方面是陈独秀本来就对这门亲事期望不高，另一方面是高大众到了陈家以后，恪守妇道，生活十分俭朴，在乡里很有贤惠之名；数年之后，高大众为陈家也添了对儿女。照理，这对夫妇是该相安无事地聊度时光了，可是陈独秀却觉得，他们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异已到了难以弥合的境地：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高大众则目不识丁，结婚以后，陈独秀多次劝她多识些字，学点文法，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儿歌。偏偏高大众不屑一闻，自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为此陈独秀渐渐感到心灰意冷。之后，俩人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说话，形同陌路。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独秀萌发了革命的念头，开始图谋推翻清朝政府。1901年，陈独秀跑到安庆办图书馆鼓吹革命，宣传反清，招致地方当局封馆抓人，他被迫亡命南京。后来，陈独秀决定东渡日本留学，可是，手头又资金匮乏，只得求援妻子。这天，他以少有的温柔抚慰妻子：“大众，我就要远行了，家中的事全仗你照应……”这个倔强刚烈的人，好听的话还未讲完，便开门见山地说：“大众，我去日本需要一笔钱，你可否将你的金镯子借我一用。”大众细声细语地说：“你已是有家小的男人了，在外闯祸，是要杀头的。你就是不想想我，也要想想儿子。”她见他默然无语，只得小声嘀咕：“我不能把金镯子给你去闯祸，它可是我高家的传家宝啊！”陈独秀没等她把话说完，便呵斥道：“没有见识的女人！”说着便甩手而去。1902年，陈独秀留学日本，与秦毓鎏、张继、冯自由等组织中国青年会，从事反清斗争。及至1913年陈独秀参加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离开安庆，高晓兰从此独守空房，夫妻名义的感情关系自然也就名存实亡了。
高晓兰一生共生育延年、乔年、松年三子和长女陈玉莹。她进陈家30多年，从没离过家门。1930年9月，这位朴实贤淑的妇女病逝，终年55岁。
革命伴侣高君曼
新文化运动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以其大智大勇，开辟鸿蒙创建中国共产党，其感情世界也是丰富而复杂的。从早期到晚年共经历了三次婚恋生活，在三次婚恋生活中，其与高君曼是最为冲破封建传统，以新青年、新女性的自由恋爱而展开的。
高君曼乳名小众，又名君梅，生于1886年，与高晓兰为同父异母姊妹，童年遭遇却迥然不同。她生性聪明，器质伶俐，父母对她寄予莫大的希望，慈爱关怀备至，“得天独厚”的感觉在她身上体现得无微不至。即是父母对爱女能够转变当时流行的封建观念。破除自古以来就有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传统古训，请塾师上门教其读书识字。文化知识的熏陶，使她获得而且奠定了较深厚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在学业“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的进程中，高登科感到爱女极富超常意识，学业日进十分高兴，于是送她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深造，接受新文化知识的洗礼。
1909年正当陈独秀与高晓兰的婚姻濒于破裂之际，高君曼已是20出头的大姑娘，出落得亭亭玉立，文雅大方，明眸皓齿，丰姿绰约，端庄秀丽，着装入时，有文化、有见识、思想新颖、求知欲强，接受新式教育，思想活跃，敢于冲破旧束缚，也敢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合乎时代潮流的新女性。
1909年岁暮，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小众）到了安庆，住到了姐姐家。
高君曼对姐夫的革命活动和留学生涯十分熟悉，常常夸口于同学之间，引以为荣。这次到了姐姐家，高君曼有事无事，总喜欢和陈独秀聊天。陈独秀见到小众，也是喜上眉梢，话特别多。一日，陈独秀和高君曼在房中闲谈，话题一转，不知不觉谈到婚姻问题。陈独秀说：“中国的婚姻就是不如西洋、日本，洋人别的不好，有一条好，婚姻男女双方可以自己作主。不像中国，父母包办，媒妁之言，男女双方作不了主。”高君曼愣神地望着眉飞色舞的姐夫讲东扯西，姐姐进来也没有在意。看到高君曼兴奋绯红的脸颊，高晓兰的脸色顿时暗淡下来。凭着女人的直觉，高晓岚看出，和自己不多话的丈夫喜欢上小姨妹了。这时她恨不得小众早一天离去。陈独秀和高君曼仍然是没完没了的在一起唠，像是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事。
隔日，陈独秀和高君曼谈到退婚的话题。陈独秀说：“我主张男女都可以退婚，男的找了坏女人，女的找了坏男人，怎么不可以退婚呢？这样终身抱恨委曲求全在一起，男女双方都受罪，与己与国都不利。婚姻不幸福，天天不是东家吵，就是西家闹，闹得国家不得安宁。”高君曼笑着说：“你和姐姐怕也是受罪的一对吧？”姐夫的话对高君曼又新鲜又对胃口。
陈独秀看着小姨妹秀气的脸和令人怜爱的神态，沉吟了一会，说：“你姐姐是坏女人么？”高君曼摇了摇头：“当然不是。”“我主张退婚，并不主张滥退。再说，退了婚找不到合适的，不如不退，找到适合的，可以不退，又何必非退不可呢？”陈独秀说完这句话看了小姨妹一眼。高君曼的脸便红了，她侧过脸去，但姐夫还在看着她，像是要把她看穿。
高君曼与姐夫陈独秀一见如故，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共识，使他们相处投机，高君曼那开朗不失深邃，飒爽不失其文雅的性格，给陈独秀留下极好的印象，而陈独秀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胆略，聪明睿智早已让高君曼心潮激荡，仰慕不已。天长日久，情愫缠绵，感情的天平很快的滑落，两人的关系，渐渐超出了姐夫和妻妹的界限，情不自禁地坠入情网，步入爱情的伊甸园。
陈独秀与高君曼的“出格”行为，当时在社会上引起舆论大哗，陈、高两家感到极为尴尬，呵斥责难，千方百计地阻止此事。继父陈昔凡大发雷霆，痛斥陈独秀大逆不道，扬言要“退继”断绝父子关系。岳父高登科更是怒火冲天，悔恨择错女婿，甚至对高君曼施加暴力，逼其另嫁。男方的父子反目，女方的父女成仇，双方家庭无情严厉的压力，对陈独秀和高君曼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俩毫无顾忌地依然我行我素的发展恋情，热烈相亲相爱，决定远走高飞“私奔”结婚。
1910年,陈独秀与高君曼在杭州西子湖畔喜结良缘。
陈独秀经历了一场婚姻悲剧之后，自然对高君曼加倍怜爱。高君曼为人贤淑，知书达理，能理解陈独秀的事业，所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伉俪之间和睦相处。
1911年10月，辛亥武昌起义的炮声惊醒了他们温馨酣甜的美梦，思想激进同情革命的陈独秀与高君曼，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开始跳出甜蜜的安乐窝，投身到社会斗争的洪流中，迈上革命的征程，安徽光复后，1912年初都督孙毓筠敦请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他们回到安庆，大约住了一年半时间，旋因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二次革命”。斗争失败后，陈独秀逃离安庆，携妇将雏旅居上海，接着又应故友章士钊的邀请，再一次东渡日本，协助编辑《甲寅》杂志，其间陈独秀因无固定收入，高君曼扶病（患咯血）带着孩子，生计拮据，生活渐入困境，虽然饥饱失时，但她能忍受饥寒交迫的煎熬，安之若素，实属难能可贵！
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离沪赴京，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搬到北京，三个月后高君曼携子女到北京安家。进京以后，感情滋润，高君曼的身体和精神均大有起色，恢复青春，独立承担操持家务，教育孩子，送往迎来，接待来访的客人，并协助陈独秀做编辑工作。当时到过陈家的来访者，无不对女主人的才貌风华，精明能干，热情好客，啧啧称赞留下了极深的良好印象。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6月11日陈独秀因亲自上街散发爱国传单，而被北洋政府的便衣巡警逮捕，高君曼心急如焚，后因各方竭力营救，在全国各界舆论的巨大压力下，1919年9月16日，北京政府被迫将陈独秀释放。几个月后，在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帮助下、秘密离京南下，高君曼也和孩子于1920年春转回上海，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的高君曼原以为，渴望着从此可以恢复安定的生活了，但是事与愿违，理想中的愿望并未能实现，原因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先后两次遭遇逮捕，还被抄家，第一次1921年10月4日，包括高君曼在一起都被捕了，第二次（1922年8月9日）高君曼虽未波及，但也饱受惊恐，两次被捕给他们家庭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作为中共的主要领袖，陈独秀不得不考虑个人和组织的安全。故在二次被捕事件之后，他便同高君曼和孩子们分开，另找秘密住处，以便于隐蔽。就高君曼而言，为确保丈夫的安全，赞成与丈夫分开居住。同时她也预感到这样会无法过那平常人那种亲密无间的夫妻家庭生活，她深刻体会到做一个革命者的伴侣，将要经受多么大的磨难。
高君曼比较向往稳定宁谧的家庭生活，然而，也恰恰在这方面，陈独秀不能遂高君曼的心愿。他天生就是一个看轻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家人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与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毕竟差距太大，只是凭着对陈独秀的崇仰苦苦熬着。可是这一片苦心偏偏又没有得到陈独秀的体谅。尤其在对待陈独秀与高大众的子女问题上，陈独秀的固执和偏见极大地刺伤了高君曼的心。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陈独秀和高大众所生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来到了上海。他们白天在外工作谋生，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生活十分艰苦，人们看到后无不暗暗责怪陈独秀。高君曼想把延年和乔年接到家里去食宿，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于是她跑到好友潘赞化处求他劝劝自己的丈夫。并且哭诉道：“我是他们的姨母，又是继母，我从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一定会甚于我亲生的儿女，但他不让他们在家里食宿，不知道这件事情缘由的人谁又会原谅我呢?”谁知道陈独秀知道了这事以后，反而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仍是不同意让延年和乔年来家里住食。陈独秀的固执暴躁和古怪乖张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无可忍，伤心透顶，终于开始了口舌之争，继而又发展到出手相打。
高君曼自小就娇生惯养，受不得半点逆来之气，更何况陈独秀还振振有词地宣布她是“资本主义”。高君曼一气之下，便于1925年冬决定离开上海，带着孩子到南京，住在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南京城南购买的几间草房。
高君曼离开上海到南京后，健康益发欠佳，常与病魔相伴，一直处于贫病交加的困境。
1930年7月，高君曼获悉姐姐高晓兰去世的消息后，急忙带着子美、哲民同回安庆奔丧，虽未得到充分礼遇，但她处之泰然，不失仁者宽容的大家风范。
这次回安庆给高君曼带来无限伤心和悲痛，加上旅途劳顿，高君曼的病情急剧恶化，咯血复发，兼又患上了子宫癌，以致一病不起，1931年病逝，终年仅45岁，高君曼逝世时，身后萧条，凄凉备至，仅子女随侍在侧，老友潘赞化尽朋友之责，为之料理丧事，草草葬于南京清凉山向阳的高坡上，陈独秀当时虽在上海，可能由于白色恐怖未敢露面，没有前去亲视殡殓。顾念陈独秀和高君曼从1909年同居至1925年，一起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高君曼以火热奔放的激情，冲破封建世俗的藩篱，始终对陈独秀一往情深，夫唱妇随，恩爱有加，自由恋爱，却未能白头偕老，不能不为之视为一桩憾事！
患难伴侣潘兰珍
在陈独秀闭眼之时，最令他放心不下的，莫过于一直默默守候在他身旁的潘兰珍。潘兰珍和高氏姐妹又有不同，高氏姐妹出身高贵，却受命运的戏弄导致一生不幸。而潘兰珍却是彻头彻尾的苦命女子。
1931年下半年，陈独秀在先后痛失妻子、儿女等五位亲人，离开中共总书记岗位的时候，又遭国民党政府当局通缉。为摆脱国民党的通缉捉拿，他常常是东躲西藏，居无定所，不但经济拮据，同时形单影只。无奈之下，他只好隐居在上海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楼房一间简陋的房子里，整日闭门不出，不是读书就是写文章。
在此隐居期间，陈独秀结识了一位少妇。她与陈独秀相邻而居，是一位年轻女性，身材娇小，圆脸大眼，衣着干净，举止拘谨，一看便知是个憨厚老实的女人。
这位女子叫潘兰珍，江苏南通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1911年四岁时，家乡遭遇台风和暴雨侵袭，一家人颠沛流离到上海滩寻求活路。父亲为了一家人活命，在外滩码头上给上下轮船的旅客搬拿东西，后来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母亲拾煤渣，用以烧饭防寒。潘兰珍豆蔻年华时，家里又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为了减轻父亲负担，十三岁那年就去一家纺织厂当童工，饱尝人间之苦。十七八岁时，却受了一个流氓的欺骗，同居后又怀上一个孩子，生下即夭折，受尽工头的虐待。孩子死后，她又被抛弃，精神上受到刺激，孤苦伶仃独居在这幢楼房里。
一个是鳏居男子，一个是独身少妇，虽然年龄相差近30岁，但是，久而久之便惺惺相惜以至情投意合了。1932年间他们二人又成为夫妻。当时潘兰珍才二十三岁，陈独秀已有五十二岁了。
陈独秀到这里住，用的是化名，与潘兰珍同居后，也未对她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和身份，只说自己姓李，南京人。陈独秀有空便潘兰珍读书识字，进行启蒙教育。潘兰珍较聪明，不久就能粗读书报。潘兰珍知道老先生有知识，能写文章，是个做大事的人，从不打听其身世和行踪。她只管上班挣钱，料理老先生的饮食起居。
早年饱受人生之苦，又在爱情上受过欺骗的潘兰珍，是个忠厚朴实的妇女。她对陈独秀十分信任，到陈被捕前，竟然与这个藏有巨大秘密的人物共同生活了两年时间，却未对他有一点怀疑。
陈独秀与潘兰珍的生活是融洽的，但有时也难免发生口角。正好在陈被捕前一个月，两人为一件小事争执起来，潘兰珍赌气跑回浦东娘家。所以陈被捕时，她得以幸免。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移送南京监禁。
1933年7月国民党最高法院判决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并将他押解到南京执行。从此陈独秀置身囹圄，开始了生命最后历程中的又一段没有阳光的岁月。
陈独秀被捕时，潘兰珍因和陈独秀发生小争执已在一个月前回娘家去了。当她从报上得知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政府通缉已久的陈独秀时，惊喜万分，惊的是同陈独秀结婚多年，竟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喜的是自己嫁给陈独秀，终生有了依靠。
陈独秀被捕后，也处处为潘兰珍着想，委托老友高语罕做善后工作。从1932年11月到第二年3月，陈独秀写了好几封信给高，首先对出于无奈对潘兰珍隐瞒身份达两年之久表示歉意，讯问潘兰珍“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他对自己被捕并不紧张，但因此给潘兰珍造成损失，却感到难过。被捕后半个月，还要高语罕再到他家寻觅潘兰珍的财物，说在其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他还提议潘兰珍从此与自己断绝关系，自谋出路，以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
其实，潘兰珍可以选择与陈断绝来往，免受株连，也可以选择与他患难与共，至死不渝。
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在爱与痛的边缘，潘兰珍选择了后者。她却不避嫌，不怕险，立即收拾行装，赶赴南京，探望陈独秀。她看到陈在狱中生活清苦，又有病痛折磨。于是她便于1934年秋迁居南京，租了一间小屋，揽活挣点钱，过着艰辛的生活，省吃俭用，节约钱买吃的送给陈独秀。她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她都在狱中服侍和陪伴陈独秀。风里来，雨里去地送饭、整理房间、缝洗衣服，直到陈独秀出狱，与陈独秀一起度过了那漫长的日日夜夜。
图：1937年在南京狱中的陈独秀
陈独秀在狱期间，能够以病弱之体在监狱生活里进行艰巨的学术研究和繁重的著述工作，多亏了潘兰珍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安慰和帮助。
1937年8月13日，是上海的末日，也是日本人拉开轰炸南京帷幕的日子。这一天，是日军蹂躏南京的开始，也是陈独秀牢狱生涯的结束。也可以说，炮火给江南带来灾难，却给陈独秀带来了幸运。在闷雷般的炮火声中，牢房坍塌了，所有看守人员如鸟兽散。
次日，国民党疲于奔命，政治犯统统释放，陈独秀在这里整整度过了1765个日日夜夜后终于走出了南京监狱。是夜，日机夜袭南京，陈独秀蹲过的牢房落了枚炸弹，被夷为平地。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和潘兰珍定居武昌，并向世人宣布结为夫妻。他和最后的伴侣潘兰珍从此便相濡以沫，在南京、四川等地颠沛流离。
陈独秀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情深义重的潘兰珍始终与他共度患难。哪怕是陈独秀屡遭打击而躲入深山穷壤里，潘兰珍也委屈跟随。
陈独秀和潘兰珍于1938年8月3日从重庆乘轮船顺长江来到了江津。
到了江津后，恰逢邓仲纯出诊去了，邓夫人以“住房狭小”为由，将他夫妇二人拒之门外，幸得另一安徽同乡方孝远接待，才在县城东门内“郭家公馆”租了两间偏屋住下。
邓仲纯为此深感内疚，直到次年３月，他在黄荆街８３号江津中学校门对面租了一幢带小院的楼房，开办了“延年医院”，才请陈独秀一家七口（陈夫妇、陈之嗣母谢氏、三儿陈松年一家四口）搬去同住。然而，在“延年医院”寄人篱下的日子一久，邓太太脸上便时时露出颜色来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话偶尔背着丈夫也吐出几句，让陈独秀、潘兰珍深感苦恼，但碍着邓仲纯的面子，又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挂到这年夏天，终于在一场公开的冲突之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被逐出了“延年医院”。
1939年7月的一天，陈独秀在妻子潘兰珍的搀扶下来到了石墙院。从此，陈独秀带着潘兰珍在这个僻静的小院里，默默地度过了恩爱、恬淡而又几多凄凉和困窘的最后一段时光……
陈独秀在石墙院的生活十分清苦。为了节约开支，潘兰珍在石墙院的空地上开辟了一小块地，种上菠菜、蒜苗、洋芋等陈独秀平时最爱吃的蔬菜。空闲时，陈独秀也常常给菜地浇浇水，施施肥，捉捉虫，借以排遣心中的郁闷与孤独。
这以后的日子，就如那拂过田野的山风，既空虚，又苍白。
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的鹤山坪，陈独秀贫寒交迫，重病缠身，身边只有潘兰珍还能给他带来一些安慰。在这门可罗雀的凄清里，他想起了每一位真诚的旧友与依然往来的朋友，希望他们仍能欢聚在身边，因为他真正感到了生命的孤单。
入夜后，陈独秀又一次醒来了，颤抖着伸出一只手，沙哑地叫了一声：“兰珍。”
伺候在侧的潘兰珍赶紧抓住他的手，哽咽道：“先生，我在。”
陈独秀眼中涌出两行热泪，声音微弱得像蚊虫嗡嗡。“兰珍，为夫对你不起，你跟我这些年，除了担惊受怕……吃苦受累……”
潘兰珍一听此言，泪飞如雨，抽泣道：“先生，别再说了，兰珍孤苦伶仃，如同路边野草，先生不嫌弃我，今生得以伺候先生，兰珍……知足了。”
陈独秀看着伤心得已不能自持的潘兰珍，百感交集地说道：“死，并不足畏，延年、乔年早已先我而去了……可是，临去之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
“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有一事… …你要切记，为夫立身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的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另外，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卖钱。”
“兰珍知道，兰珍不会做……对不起先生的事情。”
至27日夜，一颗衰老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时隔六年，潘兰珍也因病离开了人世。潘兰珍谨守遗言，始终以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的身分，在自食其力的艰辛生活中，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程。
她与陈独秀虽结为夫妻，相伴十余年，但并未生育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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