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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创业故事给穷人当点心
写创业故事给穷人当点心
2000年的某个工作日，保险精英刘某打到《家家乐》编辑部的电话被我接到，他问我能否写写他的故事。
铁路文化宫电影院，《没完没了》，音效特好，跟家里看碟不可类比。那天是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广州分公司租用铁路文化宫电影院召开表彰大会，会后看电影，刘生将我约过去。
小伙子长得特帅，一米八多，才26岁。他说他已经是连续三年获得世界寿险百万圆桌会议资格了，并在碧桂园买了洋楼，邀我择日去家里详谈。还告诉我他当兵时演过小品，说着银屏上正好葛优出场。小伙子翻开一微型电话本，掏出手机摁了一下按键，将手机斜仄着靠近电话本，手机的黄光映照出葛优的名字，以及名字下面的手机号码。“葛优我认识。”小伙子说。其时将近春节假期，小伙子问我回不回家过年，我说可能回。他便说：“到时弄不到火车票，你说一声。别小看我们做保险的。”
也许他怕不够吸引我采写他的故事，有点故意表现，但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包括他认识葛优。可我当时收入不高，手机于我来说还很遥远，房子更不必说，其实我心里特羡慕他，甚至悔恨在广州都混许多年了，为什么当初不去做保险？
在碧桂园刘生的家里吃了一餐饭，聊了很多。但文章最终没有写出来。因为《家家乐》用稿需要点隐私至少有些情感的内容。
当时投稿方面真是不老练，竟不知道还有哪些杂志会用这种纯粹打拼的稿子。
《知音》子刊《打工》创刊，老总钱均带着何军、肖江东、严昕、王真等一干人第一次下广州租稿（当时他们的杂志还没有《打工》之名，大家的名片上都打的《好日子》）。何军原是郴州日报记者，是我的老作者了，钱均招兵卖马将其挖过去。何军希望我跟他去武汉作伴，向钱均力荐我，钱均于是约我吃饭。当时真是很震憾，钱均才30岁，比我小了好几岁！
带去几本《家家乐》，钱均一翻，大部分是伪纪实。钱均也是爽快人，直说：“风格大不对路，做惯了这种，不知你能否适应我们。我现在不决定要不要你，你先给我们提供些稿子，不管是你写的还是组的，能用出三篇来，你就来武汉上班。”
这次他们还要下深圳，匆匆而别。
紧接着何军和严昕又来广州，宾馆里一见面，何军问我：“有什么稿子？”
“没有。但曾采访过一个人，稿了没写出来。”
我简单说了一下刘生的情况，何军要我立即联系。
当天刘生推荐一客户在广州电视台拍一参与性节目，他陪在拍摄车上，说如果可以，就在车上聊吧。
那一天，拍到哪，我们就随车晃到哪。可怜严昕妹妹被晃得直捂着肚子一脸痛苦，还坚持在采访本上不停地记录（不久后严昕离开编辑岗位做了总编秘书，因为晕车出不了差）。
这个稿子后来由严昕执笔写了，在《打工》“爱拼才会赢”栏目署我两人的名字发出来。记不得是2001年第几期了。
二
2001年11月2日，截在电话脑一两个小时，拼命向作者发约稿函。因为经艰难争取，杂志社终于答应匿名送稿。
编辑收入一旦主要靠版面奖金，就意味着竞争是残酷的，此前编辑送稿，作者是谁，编辑是谁，都明摊那儿，编辑还要写上一审意见。最好玩的是一审意见，当然是挑好词儿写啦，其实都是浪费墨水，不少编辑都是弄几个版本存到电脑里，每月照着抄一遍。
“为什么上他那篇不上我这篇？”
“他的比我的好？我的比他的好哪里去了呢！”
这就是每月一次的滚滚浓烟，定稿会，没少出现编辑将稿子掼地上摔门而出的事情。谁不想多拿钱呀？
决定稿子能用不能起着关键作用的中层领导绝不是个傻瓜。你们也别闹，从此每月上稿，你数一数，大家的P数（页码）像枰称过似的。
一碗水端平自然不利于杂志质量，也极大地打击编辑的积极性。
匿名送稿吧，上哪篇是哪篇，绝无怨言。
这是我提得最多的。
终于会议决定：今后编辑送稿，将作者姓名和地址通通去掉，一审意见免写，光秃秃的文稿往上送。
最高兴的可能也是我。当时我是家家乐最老的编辑，数年来的勤免工作也结交了一大批作者，勃勃雄心，打算一月拿他个六七千元奖金！
在Foxmail里做好了一批约稿邮件发出去，正做第二批。办公室主任叫我去一下老总办公室。
“你可以领完12月份工资，但这个月开始，你别送稿了。”
就这样被炒了，他们拿出一叠信摆在我面前，说：“我们有纪律，编辑不能为竞争对手写稿。”
我一眼看出是我给一些报刊杂志的投稿，被他们截留了。为了节省几个钱，我一直将投稿的信件放在杂志社的其他信件里“邮资总付”。
我微笑，说：“不要紧，我也该离开了。”
一向跟我关系紧张的办公室主任可能真没想到我会那么平和。
真的早就想过要离开。以前总是抱怨编辑工作太忙太繁琐，根本无法拿笔写点自己的东西。但犹豫着，就过了近四年。离开《家家乐》前，我几个月上稿都是最多的，但也就每月四千多元钱的收入。
跟几个编辑兄弟说，我要走了。大家无言。说兔死狐悲有点过分，但大家心里确实都可能在想：“哪一天轮到我呢？”
将电脑里的作者资料调出，交给离我最近的葛颂；到办公室交待主任，今后所有写给我收的信件你都可以拆，是稿子，交给别的编辑，是我的私人信件，留着，我到时回来取。
一个念头闪过脑际：专职写稿。
一月写四千元稿费没问题吧？其实真不知道。
外面的朋友，我最早将离开《家家乐》的消息告诉何军。何军来广州组稿，说：“兄弟，去《打工》吧。”
我问：“兄弟，你一月拿多少钱？你得照实说。”
“平均一月七千多吧。”何军说。
“我不会去了。”我说。
何军那一年在《打工》上稿简直上疯了，好几期上到20几个页码。才七千多？
“一般般的编辑每月只能拿三千左右吧？”我数学不好，凭直感说的。
何军点头。
“兄弟，山头都让你们占了，我还去干嘛？拖妻带儿的，武汉又热……”
三
自由了，儿子不上幼儿园的周末，就带他在街上乱逛，卖盗版书的小贩遍街是，有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很刺目。以前很少买畅销书，这次竟买了，读了，竟然也豁然开朗。
可惜我老婆没有读那本小册子，她时不时就一句：“看你怎么办？”
受她的悲观情绪影响，我也不知不觉中跟不到四岁的儿子说过几次爸爸没班上了，我们没钱用了。
那时《家家乐》在金泽大厦办公，跨过黄埔大道，便是广州著名的城中村冼村，也是我租处的地方。做编辑忙，几乎天天加班，老婆常带儿子来编辑部找我，儿子跟几个编辑叔叔混得像哥们似的。现在我带着儿子从金泽大厦脚下经过，偶尔地就会遇见编辑叔叔们，他们说：“怎么不带儿子来玩了呢？”
儿子就说：“老板不让爸爸上班了，我们没有钱了。”
想想儿子还小，我怎么可以失业？泪就有点想流出来。
急啊！干脆将以前写过的一系列随笔和小小说打印出来，上网找了些报纸地址，一稿多投。
几年来还真写了不少，复印、写信封、装信封、贴邮票，分批投，还拉着老婆帮忙。11月份基本上就打发了。
想起了曾经跟何军、严昕合作采访过的打拼故事，便想起有一个朋友在一家北京报纸广州记者站里搞软性新闻（行内说拉P），肯定认识不少“老板”吧。果然就有一个外国青年跟他的中国恋人在广东打拼致富的故事。朋友采访的，我根据转述形成文字。难免错漏，将初稿传真给主人公过目，主人公竟自己动笔添改了两三千字。文章很快在《恋爱婚姻家庭》曹雷手上发出来，文章只署了朋友的名字。
将话向朋友撒出去：“跟我合作写稿子吧，只要提供采访线索和联系采访就行了，写稿我来，投稿我来，银子平分。”
两个在《大地》周刊拉P的朋友立即响应，一天打来电话，要我速速赶往他们在南洲花园的住处，说采访对象他们已约到家里了。
一个小巧女人，姿色不错，年龄与我相仿，却带着一个与她差不多高的女儿。
边吃西瓜边采访，人员很杂，都很好奇，老有人凑近来，采访一度被打断，加之女儿在身边，好多话欲言又止。
只知道她曾涉足传销被公司老总卷走她的下线购货款30多万，为寻仇人她南下广州流落街头，后在广州搞些保健品小推销，坚持不坐公交车，一条街一条街地走，誓要踏遍广州，找到仇人。然后就遇到一个好男人，两人患难与共走出困境，终于将30万元还尽，男友也成了一家迅速崛起的著名企业的副老总。
故事不错，但没有细节，相约再次采访，便匆匆作别，因为一看时间，夜里10点多了，我还得赶公交车回冼村。
第二次采访是在主人公所住的洛溪新城，不敢约我们进家，便去了一间糖水店。采访完问她要照片，她说：“唉呀，我得回家里找一找。”
我们走到她家楼下，她四顾，急急地说：“他的车还没回来，你们在这等我。”一闪身便进了楼里。
隔一段距离，我们等在另一幢楼的墙脚下，灯光的暗影里，万一她男友回来了，不至于发现我们。不久见她匆匆而来，将两张照片塞给我，然后说：“他不让我接受采访，好在他今天不在。”
文章同样很快在曹雷手上发了。我们的女主人公跑到她生活和工作附近的书摊上将当期杂志全数收购。她打电话给我们说：“完了，熟人们看到就完了，对我老公不好！”
他称男友为老公，实际上他们还没结婚。第一次采访时她带着的女儿，是她跟前夫的孩子，而她现在的“老公”因与老婆不和离家四年，却一直没有回家办离婚手续。
我说：“全国发行的杂志，你收得完吗？”
直到2002年底他们才在广州举行婚礼，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也在被请嘉宾之列，那天刚好有事，我没去。
四
其实12月份，我还是找了份“工作”，拉P，也是一家北京报纸设在广州的记者站，没有底薪，拉来广告按20个点提成。有没有底薪我无所谓，给多少个点的提成也无兴趣，我的真实意图是去卧底，挖几个“老板”来写写。
我去的时候，记者站刚运作一个多月，里面清一色的穷人，还没出一个单呢。
他们彼此熟悉，又是一般的小年青，自然男女嘻闹在一起。我游离在边缘，没人答理。
11月份投出的小稿开始见了效益，有几天单子特别多，全攒着揣在裤兜里。那天，终于插入到弟弟妹妹们的笑谈之中，说起自己以前做编辑，常写文章换钱零花。伸手就从裤子后面扯出那一叠汇款单。20多张，大家传着看，尽管都是些六十元五十元三十元二十元，甚至五元八元的小单子，但加起来也有800多元。我轻描淡写地说：“一个星期收的。”
几个小妹妹抬眼看我，大多数人从此叫我张老师。
我趁机鼓动，立即就有合作者。
又是一个保险精英。去采访的路上，合作者说：“张老师，要他在我们报纸也上半个版，让他掏出三四万元钱来。”
上个整版是8万，半个版4万，打折也得3万。如果成了，我俩可共得6000元提成。但一个做保险的，掏3万给自己做宣传，傻B呀？
“好，稿写好了再说，但暂时别提钱的事。”我说。其实我怕他一提钱，人家干脆就不尿我们了。
稿写好了，同时投给《女友》和《深圳青年》，两家都说要用，《女友》早一点通知，只好推了《深圳青年》。由此认识李非（深蓝），李非电话里说我这样做不太好，但并未太责怪，并且后来真诚依旧，照样很负责很及时地处理我的投稿。
稿子定下要在《女友》用之后，合作者打电话到我家里问我：“张老师，我们去拿他三万块，在报纸上给他做半个版吧。”我说：“好，你去拿吧，成了，给我分两千就够了。”便笑着将电话挂了。
其时我已经不去那记者站了，说是拉P，却天天要去办公室，有业务可商谈才能填单外出。我已经在那里浪费了近一个月时间，采写保险精英成为惟一收获。
我正抓紧采写其他稿子。
菇王是其一。还是和《大地》周刊的两个朋友合作，早说要去采访，一直未安排。何军又来组稿，摇身而成《知音》上半月版的编辑。何军去《知音》后，《知音》新开一个栏目叫“财富广场”。说起菇王，说可能有点意思。于是那晚我们四人蜂拥去了淘金路。
那天菇王正好在。菇王深居清远大山里，养菇数十载，但他在淘金路购有洋房。
晚宴设在菇王家里，围炉食菌，满屋飘香。黑块菌、羊肚菌等国际四大名菌我是第一次尝到。
酒助谈兴，菇王把酒忆当年，眉飞色舞。我赶紧停箸握笔，“刷刷”地记。
饭后，何军要回白云宾馆，人家来组稿的编辑，还有作者等着见，离去当然。可是我的两个合作者竟也起身要走。我不好说什么，只好单独留下。
菇王招呼我移步沙发上坐下，抽烟喝茶，喝的是他自己的产品——灵芝茶。电视开着，正放《康熙王朝》，菇王的老婆和女儿看得津津有味，菇王不时扭头，以至终于扭不回头来。我多次提醒，他说：“电视好看，先看电视。”
终于看完了，换一频道，天啦，好几个频道在播，直看得一干二净，菇王仍意犹未尽地问：“没有啦？”
那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
我想一次搞掂，又开话题。谁知菇王竟说：“我这个人很低调的，不喜欢接受采访，刚才要不是喝酒喝得高兴，我是不会说的。”又说：“大家是朋友，所以你要采访也可以，但是现在这种气氛我说不起来，愿意的话，我们另约时间。”
总不能白来一趟，提出挑点照片。菇王让老婆抱出影集，扔满一沙发。一口气挑了十来张，然后告别。菇王拿出几盒灵芝孢子粉和灵芝茶送我，说：“写东西写得太夜，泡一包喝下去，不累的。”我一一收下。
街上车行如鲫，但行人已稀，看手机上时间，零点已过。我一人幽灵般走在街边，招手打的，淹没在如水车流之中。
第二次采访，合作者再次让我一人去。
菇王问我稿子有没有写好。我呈上三页打印纸，说：“写了个初稿，还有许多要补充，可能有些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请你指出。”
10分钟不到，菇王将稿子置于茶几，没有着声。我心忐忑，又开始采访。菇王若有所思，忽然说：“你的标题不好，我给你改个标题，保证好。”
我赶紧握笔要记。
“《山民寻知音》！你们不是《知音》吗？而我带领数千户山民致富，不是他们的知音吗？怎么样？”
我点头，连说：“好，好，你的意见很好。”
然后我问：“你跟夫人是什么时间认识的呢？后来……”
菇王有些不满，斜了我一眼。说：“写文章应该发挥想象嘛。”
我说：“我怕写得不够准确，不太好。”
“你见过大山没有？有时迷雾重重，有时阳光灿烂……你要进行环境描写啊，谈恋爱还不是大同小异，就看你的想象力好不好啦。”菇王说，“有一个作家想给我写一本书，一本书那么厚，没有想象力哪写得出呀？”
我终于明白菇王刚才看了我的初稿，也许觉得没有斐然的文采，更不具半点想象力，离他的期望有点远，也让他有点不屑。他终于问：“你是《知音》的吗？”
“我不是，我曾经是《家家乐》的编辑，现在离开了。”
菇王看了我半天，问：“那你现在在哪领工资？”
看得出他是善良的，因为他脸上流露出对我如此境遇的极大同情，可能他真的闹不明白，既没有地方上班，也没见向他提出要点费用什么的，这小伙子靠什么生存的呢？
他还是没有谈兴，对我说：“小周为什么不来？他今天说好了来的呀。换个时间，你叫小周一起来吧。”
小周是我两个合作者之一，曾经在他手下打过两年工。
一声逐客令，我无功而返。
第三次过去，我坚持拉上两个合作者。可是到了菇王楼下，按铃没有应答，打电话没人接听，而菇王的手机号码，三人竟都没带在身上。
我甚至怀疑他们并未事先约好。
小周说：“有什么要补充的，你问我吧，我对他比较了解。”
只能这样了，准不准确，已难顾及。
将稿子发给何军，何军说：“采访不到位，再作次努力。”
但我不想再努力了，转投葛颂，后在《家家乐》用出来。
12月底，我去《家家乐》领最后的工资，办公室将一个“合同到期，不再续签”的通知单交给我，代表我正式与《家家乐》脱离干系。
五
春节将近，我在做几个新采访的稿子。儿子已放寒假，老婆还要上班，我写稿子也忙。老婆提议让儿子留园，我不同意。我都自由人了，还让儿子放假也关在幼儿园，不怕把他关傻了？于是我把儿子带着。儿子才刚过四岁生日，正是好奇好动又无自控能力的年龄，每天一起床就要拉我带他外面玩。
冼村旁边就是珠江新城广场，有人在空地上摆充气跳跳床，10元玩一次，不计时间。
将儿子放进去，找个地方坐下来，摊开硬皮抄，风里著文章。一天恰好《家家乐》的几个编辑午饭后下来溜达，见我，喊道：“爽啊张晓，走到哪写到哪啊！”
其实那时离收到那些纪实大稿的稿费还早着呢，爽不爽心里还没底，只知道拼命的写啊，做自由职业，每天都是压力。
依然都是合作，因为话已放出，不少朋友主动找来，挡都挡不住。
记得采访一个篆刻大师，58岁了，竟在几年前将一辆二手面包车改装，里面有卧室有厨房有工作室，然后开着它从沈阳出发，一路周游，一路篆刻，曾在福建漳州云洞岩把《道德经》全文镌刻在高33米宽18米共500多平方米的大石崖上，是将1109方篆刻印章原样放大，成世界之最；到广东后，又要将其一路积累的万家姓印在中山市小榄镇竖一面长达百米的“中华万人姓名墙”。这是个很传奇的人物，媒体称其“文化侠客”。
这次提供线索的合作者不再是广告拉P，而是一文学青年，兼爱书法，他去文明路逛书画一条街时认识了那位篆刻大师。采访回程的公交车上，我问他：“如果文章你来写，你怎么拟标题？”
小青年局促、茫然。
我说：“我拟了个标题，《文化侠客，驱车万里走江湖》。”
小青年说：“我想到了这层意思，就是无法精炼。”
又是跟他合作，我们到丽江花园采访一超市老板。此人广外毕业，曾是成都地质学院的英语教师，1992年四川攀枝花二滩水电站上马，他办停薪留职去那边做了黎巴嫩籍人事经理的助理，每月给学院交500元停薪留职费，学院将这作为一种创收方式，皆大欢喜。1994年洛阳小浪底水电站工程上马，他奔洛阳而去，开了一间公司，专门做水电站工地800多外籍人士的食品和日用品生意，积累了一两百万元的资金。1997年，工程扫尾，他的生意注定要结束。于是带着一百多元来到广州，后在丽江花园首开洋超市，专门针对小区里的外国人。我们去采访时，他的超市已在丽江花园、金湖花园、金亚花园、南国奥林匹克花园等广州著名高尚住宅小区开出了一家又一家连锁店。
我又问小青年：“这个标题怎么做？”
“叫《在高尚小区开超市，专赚外国人的钱》。”他说。
我摇头，说：“叫《独辟蹊径，他在广州赚美金》。”
小青年眼睛一亮，说：“高手！”
做了几年编辑，要说自己还有两下子并不为过。但这一圈子里，可谓高手如云，抬头望天外，山峰一座座。
讲个故事就知道了。
从花都采访回来，天已经黑了。车还在路上，就接到何军的手机，说他住进白云宾馆了。
摁门铃，门开处是穿着睡衣的何军，床上摊满报纸。《知音》的编辑外出租稿，总是先将本地的报纸一一买下，翻寻线索，然后交给当地的作者深挖。
“兄弟，有没有稿子？”每次见面，这都是何军的第一句话。
“刚到花都采访了一个，估计够不上你们。”当时对《知音》、《家庭》，我还有心理障碍。
“是什么故事，你先说说。”
车祸，一个八九岁的小学生被撞死，脑浆涂地，书包上溅满鲜血。一对坐车路过的夫妇见了，受触动而发明了安全书包。后自己办厂生产，生意做大，但妻子患尿毒症，花100多万做治疗并肾移植成功，生意得以继续下去。
何军问：“兄弟，这个稿子你抓哪个点写？”
我说：“可能写成书生创业吧。因为很多人手上有专利却不知道怎么转化为财富。”
“我给你一个点吧。”何军说，“抓一个‘善’字。是因为有一份善心，才有那个发明，才让他们赚了那么多钱，才让他有钱给妻子换肾，不然可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死去，这是上天对善心的回报。”
哦，真的不错。
“这稿子你赶紧弄，应该能上。”
三次采访，三易其稿，一万多字的稿子发给何军。何军当天回话：“我马上做你的稿子，三到五天后有消息。”
第二天，何军电话又来了：“兄弟，稿子做出来了。导读我做成两句——并非所有的善行都止于精神，并非所有的付出都没有回报。标题做成——天道酬善：鼓捣‘安全书包’的好夫妻赚了1000万！文字压成6000少一点。感觉不错，估计没问题。”
这才是高手，经他这样一包装，稿子立即灵动起来。果然几天后何军告知：稿子过了，将在春节后用出来。后来稿子发在《知音》2002年第4期上半月版，稿费6000元。
何军之高手，圈内少有不知道的。当年在郴州日报做记者，郴州弹丸之地，何军竟弄出无法大稿来。我向他约稿：“兄弟，怎么不给我稿子？”
“不是不给你呀，我的稿子被《知音》、《家庭》全包啦。”
有几个撰稿人敢说这种话？
当年何军参加《知音》的海外笔会过广州，我陪他去《家庭》领一头条稿的稿费，亲眼看他捏着一叠钞票出来，百元大钞，共100张啊！还有他曾在《知音》同一期上三篇纪实大稿，成为《知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
何军离开郴州日报，郴州再也没出过大稿。
进《打工》和《知音》做编辑，来广州组稿，《家庭》杂志社的两个主任级编辑大姐每次都一定要请何军吃饭，推都推不掉。《家庭》的编辑之高傲，在期刊界是少有的，陪何军赴过她们几次饭局了，都没记住我，对何军却是赞不绝口。她们会说：“何军，你是神童哩。”又说：“何军，你去《知音》，是《家庭》一大损失。”
《家庭》和《打工》曾同时要挖何军，但何军去了《打工》，成了《打工》和《知音》的编辑之后，自然也不太可能为《家庭》写稿子了，是为损失。
说何军，当然不能只说他的水平。
何军无数次对我说：“兄弟，你所有的稿子都先发给我过一遍啊。”
就想起有些编辑对待稿子敷衍了事。何军要我将所有的稿子都先发给他过一遍，这过一遍是绝对不耽误我的时间的，因为3天内他一定会给回复！为什么他要我将所有的稿子都给他过一遍，因为他惟恐漏掉哪怕一篇可上《知音》的稿子。而实际上，我此后再也没采写到够上《知音》的稿子。
我似乎明白何军为何在《打工》时几近独霸天下，进《知音》后又迅速成为上稿最多的编辑之一，《知音》的竞争何其激烈啊！
优秀者之成为优秀，当有他处世处事迥异于常人之处！
六
年关就近了，到处找回家的火车票，因为小妹嫁人，不回去是不行了。
这时接家乡一作家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我做编辑认识的人多，能否为他找两个写手。原来，他策划了一部书稿，北方某出版社认同了，但提出最好弄三本，成一套丛书，以降低出版成本。每本22万字，2002年4月底交稿。2月将完，又遇春节，作家朋友死活也拿不出三本书稿了，非得再找两个人。
“有啊，我自己现在也专职撰稿。我马上再找一人，你等我答复。”
电话打给老唐。
老唐曾在被判15年徒刑的书商大鳄刘勇手下做过书，真正快枪手。后执行主编《南方文学》，给我投稿而相识。老唐住猎德，离我只有10分钟步行路程，每次通电话，老唐挂线之前总是那一句：“有空我们喝酒嘛。”
于是常去猎德，老唐是半斤二锅头的量，我喝一小杯啤酒都不知酒味，却也融洽，说文章，谈女人，海聊。
老唐最初给我投的是随笔，我告诉他我们要用纪实。没想到老唐马上弄出来，在我手上连上三篇，并从此写开，全国大小杂志到处发。
2000年底，《南方文学》忽然被收回转了承包人，老唐失业而专职撰稿，情形与我今日何等相似，也是拖妻带女，而我老婆还有一份工作，他老婆连工作也没有，便给他打字，包括投稿。
忽然从每月领薪水的上班族而成自由职业者，谁心里有多少底？何况撰稿赚钱就如农民种地，春天播种，得夏秋才能收获呀。稿子采写，再投，到杂志用出来，再到开出稿费，往往半年都过去了。报纸稿费快一点，但报纸用小稿，稿费又低，杯水车薪。要知道，在广州“运作”一个三口之家，每月至少得3000元的生活开支啊！便没少看见老唐夫妇沉重的脸色，也没少表示过同情。
半年之后，老唐夫妇的脸便越来越灿烂如花。问他每月能收多少，避而不答，但等我失业而问他我适不适合专职专稿之时，他没有同情我，而是笑着说：“张晓，不怕，半年后有人开5000元月薪请你，你绝对不会去。”
说是这样说，我哪能跟他比呀？
他简直什么都写，纪实是一部分，随笔是他原本的强项，以凡夫的笔名，发遍大江南北，打开大报小刊，署名凡夫的文章，除小部分属内地作家凡夫所为之外，全是老唐的。有圈内一朋友说：“我每收到一份样刊，必有凡夫的文章。”
我曾负责过《家家乐》“我与避孕套”的讨论栏目，写过一些性爱文章，后应《人生与伴侣》刘雅琴、《家庭之友》章春燕等编辑之约又写了一些类似的“科普”文章。老唐受我影响，也写了几个投我。我一看，不少常识性错误，而且多故事，少感悟，直追黄色故事。我笑他：“性也是知识，你得学习。”没想到他很快将性爱心理的文章写到了《家庭医生》上半月版上，那可也是千字千元啊！
离开《家家乐》实际上已经三月，当初漫天撒网之小稿的稿费纷至沓来，却实乃毛毛细雨，大稿开始有不少已发表或正在发表，但状如轰轰雷声，尚未见大雨瓢盆呀。忽然从天而降一部书稿，就像进城搞装修的民工，有活哪有不揽之理？
但是我心中没底呀，两个月22万字，平均每天近四千字，打字倒是有这么快，可脑袋有没有这么快呢？
老唐说：“接呀！”
作家老乡将出版社的写作合同特快寄来，一式三份，我们签了寄回出版社，等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签了再回寄一份给我们保存。至于出版合同，说好等书稿完成后再签，如果到时书出不了，出版社按原定稿酬10%补偿，如果不能完稿，我们也得赔尝损失。
跟老婆说起过，但老婆以为我说着玩儿，加之忙于回家，不见有什么反应。
终于搞不到票，最后只好要了大年三十晚上的卧铺票。
在老家，有人问起我的近况，我这人从小没有说谎的习惯，下了很大决心，才把被炒离开《家家乐》的实况给隐瞒了，变成自己离开，原因是想写东西。那地方可是内地的乡下啊，谁能想象放着《家家乐》的工作不干，而辞职了写东西？我便解释说写东西是为了赚多一点钱。大伙更懵了，我于是又说，别不信，好多杂志稿费蛮高，《知音》杂志是一块钱一个字。一个个愣愣地看着我，要不是我在广东几年已彻底变成一个吹牛大王，就是在给他们即兴创作童话。
就想起曾经一位作者哥们给我讲的故事，说他写纪实稿，当地报社的一位记者常给他提供采访线索，于是跟报社的人也个个相熟，有一次报社主编知道他有文章发在《知音》上，便对他说：“哦，不错，能拿一两百块钱稿费吧？”
从老家回来，写作合同已经回寄。老婆这才惊叫起来，并且广而告之，弄得我所有的亲友熟人都知道，纷纷打电话问我在写什么书。
老婆自然不是为我宣扬美名，而且表达她的不可思议。她的理由是：“两个月你完得成？准备赔偿损失吧！”她认定我非赔偿损失不可，而且白白耽误两个月写采写纪实稿的时间。“看你拿什么养家？！”她常常恶狠狠地说。
也难怪，钱还没赚到呢，却已花了不少。在《家家乐》上班之时，我家里就一台电脑，整个一光杆司令，做自由撰稿人，不得不添置打印机、扫描仪，又装了电话上网。这还是经艰难争取，分步骤完成的。这有什么办法，因为我还不能证明我能赚到钱呀。至于我想上宽带网，老婆是死活不答应。我说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她说我还不知道你的意图，上了宽带网，那还不整天跟网上的臭女人聊天？才明白管理者何以常常瞎指挥，是因为他们不在生产第一线。
那真是昏天黑地的两个月啊！
整本书的架构，是由一个一个相对独立的爱情故事组成，基本上一天要写一个故事，3000到6000字不等。开始真是混沌一片，人在压力下，便会显现出许多怪僻，我不由自主地就要找东西吃，吃水果，吃饼干，明明不饿呀。本来就已发胖，那还了得？于是换成买烟抽，没烟瘾呀，却忍不住一根根往嘴里塞，一天一包。有时就抽得口干舌燥，胃里翻腾。
也许脑子也如锻打的铁块，火花慢慢地冒出来，不住地冒啊，这个故事尚未写完，又一个故事闪烁着跳出来。然而写作速度却总也快不了，也不知道我何以就有一个坏习惯，写几百字，又要从头看一遍，写几百字，又从头看一遍。一个半月过去之后，我才完成10万字。打电话问老唐的进度，竟说已经脱稿，校对一遍就可以发过去了。把我急的呀，常常有想尿裤子的感觉。
偏偏163拨号上网慢得就像蜗牛，要上网查点资料，每个网页打开的过程，就是我内心倍受煎熬的过程。
还有此前投出去的纪实稿，编辑们动不动就一个电话，说文章太长了，你删节成多少多少字吧，并把照片发过来，多发几张，照片要大。“不动手做作者稿子的编辑便不是好编辑”的印象，就是那时形成的，而编辑们哪里知道，我这里发一张500KB的照片，往往就要半个小时，而且常常看着邮件就要发完了，又莫名其妙“发送不成功”，或者干脆断了线。真是恐怖啊，编辑一个电话，我这半天就别想再写一个字了。
人间四月天，悄然滑过去，交书稿的时间到了，一点Word的字数统计，19万字多一点。没办法了，就这么多了，也来不及校对。没想到后来我的书印出来，三个人我的字数最多，竟有23万字。才知道，出版社计字数，可不是用电脑自动计，据说是按印张计的。
书稿发出去的那天晚上，老婆对我说：“老男人，写一部书稿，倒把烟给抽上了？”
“哪能呢，明天就戒。”我说。老婆一脸不屑的笑。
但这是真的，第二天起，我不再买烟！
七
记得当年见钱均，听他纵横捭阖论天下期刊风云，分析办一份打工刊物的市场前景。我说不是已经有一份《外来工》吗？
是啊，一份《外来工》，还有一份面对打工读者的《江门文艺》，发行量都是几十万哪。其实他们只是偏安珠三角，根本没做全国市场。钱均说。
钱均之大气，早已耳闻。早年钱均在《知音》并非编辑，后他主动请缨，要求外出组稿。他提出向财务先支费用，让他全国跑，要是组回稿来用上了，给他版面奖金，并报销出差费用，要是组来稿子上不了，出差费用自己掏。
钱均此举，成为《知音》体制变革之始，后来国内多少期刊效仿，不得而知。
钱均迅速进入《知音》领导层。《知音》海外版创刊，交由钱均打理，做到发行数十万份之后，《知音》要做下半月，又是钱均，现在要做一本打工刊物，自然还是钱均。钱均公认是做新刊屡战屡胜的帅才，而且极富亲和力，《打工》招兵买马，各路英豪云集，几乎都是冲着钱均的个人魅力去的。
当年美国《财富》杂志的崛起，就是在美国经济危机之后，人们迷茫，财富人物的成功故事便成了大家的精神寄托。如今中国连续的经济低迷，又有多少人正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把普通人成功的经历挖出来，给普通人看，让寻找出路的人们可以借鉴，可以效仿。钱均如是分析。
除了在国家单位上班的人，其余都在打工，我们所说的打工是广义的，你看我们的市场大不大？钱均这样瞻望。
一年多已经过去，一年多来，《打工》可谓是左冲右突，钱均派编辑隐匿身份进工厂打工，赶着编辑一月至少外出组稿一次，很快，《打工》就搅得期刊界漫天风云，《外来工》急忙改名《打工族》以应对竞争，期刊人纷纷在谈论《打工》，而撰稿人又有多少没被《打工》的编辑“亲热”过？《打工》编辑找作者可谓是掘地三尺。何军离开《打工》去了《知音》以及严昕离开编辑岗位做了老总秘书之后，我已经很少关注《打工》。但《打工》的编辑却一个个找上门来，邹建华、程龙华、王默然、江育德（后去了长沙《生命》杂志）、汤馨敏。
说起来跟汤馨敏就像是上天安排的一种缘份。在《家家乐》时收到过一份《年轻人》的约稿函，约稿编辑姓名是用钢笔签写的，力透纸背的三个字，简直漂亮极了，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就听圈内人谈起她，说她是从广州出道的，在《黄金时代》做过。又说她做编辑之前在工厂做过流水线，她的美丽文章最终改变了她的命运。这类编辑听说过好些个了，比如《知音》的赵美萍（后进《知音》子刊《商界名家》，现在《打工》），据说只有初中学历，在石场做过好几年连男人都不堪承受的苦工，却凭一支笔直杀入国内最著名期刊编辑队伍之中。不知道有多少高学历的才子才女们在做编辑，偏偏对赵美萍、汤馨敏之类特别的肃然起敬！
其他编辑向我约稿之时，手上没货，又赶着弄那部书稿，一一擦肩而过。汤馨敏那天来广州租稿，却恰好有一稿刚刚杀青。
那个稿来得很有点意思。我的一个合作者看到一幅内衣广告，照广告上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总经理助理，死活不叫老板听电话。我们说是事先约好了的，小女孩也不含糊，说：“约好了还不直接打老板手机？”没法子，只好向她要了广告部的电话。
广告部经理是一男青年，听说要写老板的专访文章，立即就知道是件比广告还广告的事情，只是不知道是真正的写文章呢，还是搞有偿新闻。
“纯粹的新闻采访，不要任何费用。”一句话打消了他的顾虑，答应向老板请示。
电话很快打回来，约定时间采访。
娘的，又是一个跟我一般年纪的富姐！
算不上美女，但很有风韵，除了腰粗了点之外，看哪里都舒服，而且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整个一邻家小妹。谈起当年家穷，初中毕业就进了内衣厂打工，来料加工的港资企业，那些内衣做得美仑美奂，却都是为香港和外国女人做的，中国女性当年的最贴身处，两小块的确良白布就解决了。
做了七年内衣车缝工，结婚成家，不想再打工，便购回三台别人淘汰的二手平车，按着打工时做过的内衣的样子做了文胸，就拿到广州的高第街给人家批发。
正赶上中国女性个性苏醒的年代，感谢姐妹同胞们越来越关注自己身体最隐秘部位的装点，助她一路闯过来，就成了资产两亿多元的现代化企业的老总，做出国内排前10名的著名内衣品牌。看着她所拥有的那座花园般的工业园，那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以及一幢幢的厂房和员工宿舍，就忍不住忆起自己这十数年来走过的路程，心生万千感慨，这个与自己同龄的弱女子，是怎么积累如此财富！
富姐含泪回望来路，说怀孕了还得没日没夜地干啊，腰痛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临盆前一夜还在忙呢，破了羊水都不知道；又说在医院里生小孩，才住了5天院，一出院又干开了。
“哪个女人生孩子不坐月子呀？我连月子都没有坐呢。”
顿然就生怜花惜玉之情，是啊，她是女人啊！
这时，采访变得像朋友在聊天，不论贫富，原来人心是可以靠得这么近的啊。
采访结束，她安排手下给我和合作者每人奉上一个红包。看到她手下唯唯喏喏轻言慎行的样子，再看到她眼底深处闪现的一丝傲然，当然还有手上捏着的她给的红包，心中忽然就明白：我们毕竟还是属于贫富两端的不同世界！
稿子写得很顺利，因为有太多感人的细节。稿子写完后刚发给何军，汤馨敏就来了广州，打来电话相约见面。揣了打印稿，就奔羊城晚报招待所。
没想到写得一手漂亮钢笔字的汤馨敏竟是一个“小”（个小）女子，话里带着湘音，一个湖南辣妹子。
都说湘女多情，但跟汤馨敏在一起，你脑袋里就没空想别的，只有两个字：写稿。
她会催着你赶着你，一见面就聊稿子，聊选题，或者将一份当地当天的报纸塞给你，那里面有她找到的新闻线索。后来她在湖北看电视，看到广东电视司仪大赛，有一在深圳的打工仔获得季军，立即就打电话让我寻找采访，当然这是后话。
我把稿子递给汤馨敏，并告知刚给了何军。她当场看稿，然后说：“这个稿子我要了。当然，《知音》稿费高，那边能用更好，如果老何那里通不过，立即告诉我。”又说：“文章不能写她当时做内衣是出于偶然，要写她打工时就看准了中国的内衣市场，让她刚好抓了一个市场空白，所以成功了。”
我说：“事实上她当时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功啊。”
“我们《打工》是做给普通人看的，我们的文章应该要有可效仿性。”汤馨敏说。
文章后来果然在何军那里没通过，于是让汤馨敏做。汤馨敏打电话给我说：“文章要改，有些地方还要补充，但不必你动手了，你把主人公的电话给我，我来弄。”
文章发出来，而且是头条。看得出汤馨敏做了不少功夫，文章标题改成《逃离流水线：做内衣的女孩成了亿万富姐》，文章突出打工妹如何凭自己的远见和智慧打拼成功。
我明白，《打工》发这类故事，想做成穷人创业的教科书，但我很快也明白，其实做这类文章，绝不是一顿大餐，可以营养穷人的志气和智慧，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份小食，给穷人当当点点，喂食他们的好奇心。仅此而已。
八
大稿的稿费单开始扑腾着它美丽的身影翩然而来，四月份收单共一万多元。等了那么久，心都等焦了，终于等到了，眼睛就放亮。但是所有的大稿都是与人合作，稿费平分，有两单还是三分，捏到我手里，就剩下4000多元了。
才知道自己付出得太多，分配却有些不公。《家家乐》刊用的那个菇王的稿费，1800多元，三人一分，才有600来块，跟坐在家里一晚上写一个爱情故事的稿费相类。但菇王一稿，我跑得那么辛苦，跑得那么孤独，陪菇王看《康熙王朝》，我心里想着采访，陈道明、斯琴高娃们在眼前晃着，屏幕上光影斑斓，却怎么也无法在我脑子里组装成情节——那可不是一种享受啊！凌晨的风里，我一个人幽灵般走在街边，想着这是三个人做的稿子，而他们可能早已安然入梦，你能不委屈吗？
但话已说在前头，张晓也非过分计较之人，自然是相视一笑。当然合作者会笑得更灿烂，说：“张晓，我们再弄几个，你等着，我手上的题材多得写都写不完。”
确实是写都写不完，更何况我的合作者可不止一个呀，于是电话就不断地响起，只能统统筹安排，好，这个明天去吧，那个那个哪天哪天去吧。
不住地往外扑，然后就加班加点地写。偏偏我写东西又特别慢，一个晚上完成一个纪实大稿的事情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神话，我知道很多写手可以做到，但我就是做不到。于是慢慢地就出现积压，每天都在赶稿，每天都赶不完。写完了稿子还得投呢，还得跟踪结果呢，劳心劳力，终于就感到疲累。
曾经读过一个70年代出生的女写手写自己SOHO生活的浪漫迷人，每天下午一两点从梦中醒来，把自己弄干净了，吃点“早”餐，就打打电话，看看时尚杂志，或上聊溜一溜，小聊一会。五点钟左右，就约同在城里的一个女写手朋友去咖啡厅，什么也不说，静静地品咖啡、听音乐。晚上了，再看看电视，然后就坐到电脑前目光如炬内心通明，嗒嗒地敲着键盘，码出无数美丽的文字。直到东方泛白，她进浴室泡一回，然后钻进被窝进入梦乡，这时太阳已经出来，上班个族们已经在赶路了。有时也跟男生出去，蹦迪、泡吧，或者上床，让青春像花一样绽放。
多好啊，自由、自主，特立独行、青春芳菲……
可我怎么就那么枯燥机械呢？每天7点半被老婆叫醒，协助给儿子穿衣，等老婆刷洗好了由她将儿子送去幼儿园，这样一搅已是睡意全无，却因睡眠不足进入不了写作状态，只好歪在床上看看书报杂志，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再打开电脑上网收收邮件，半天就已过去。中餐是在外面胡乱吃的，然后顺便在路上翻翻书报摊上的新出杂志，回到家里开始写作。其实写不来几个字，因为转眼下午4点到了，我得去买菜，4点半去幼儿园接儿子，做饭、炒菜，老婆就回来了。吃完了看电视，躺着看，看不到几分钟，我就会沉沉睡去。等我再醒过来，往往夜里九点多了，老婆儿子睡觉，我进书房写作。当然不敢熬得太夜，两点三点，就要收摊。就算出去采访，时间的安排还得不能与接儿子的时间冲突呢，星期六也不行，星期六儿子放假，老婆的公司却还要上班。
才明白人家是为自己而活，而我是为一家人奔命，自然不同。
浪漫的事情也碰过一次。那天吃完中饭正回住处，买了张报纸埋头在看，到黄埔大道边上遇一女孩问我：“大哥，去深圳的车到哪里坐呀？”
“去深圳你去火车东站坐火车吧，离这挺近的，打的10块钱。”
“我去宝安。”
我这才抬起眼来看她，一个很健壮的少女，穿一身运动衣，拖着一大提箱，一看就不是来打工的。问他去宝安哪里，去干什么？女孩说她在武汉工作，出来玩儿，宝安有她的朋友。我说去宝安得去省汽车站坐车，火车站那边去了，很远。
女孩问我有没有空？我说你干嘛。她说大哥你送我去嘛。那哪行，我心里还想着一个稿子准备下午开始写呢。女孩就缠，一口一个大哥。想想生活也挺枯燥的，伸手提起她的提箱，就带她去坐550路公交车。
在省汽车站买车票时她说，要不要买两张，你送我去宝安，帮人帮到底嘛。
我有点晕，看她还真不像开玩笑。
买好了车票，把她送到候车处，她跑去买了两罐可乐，塞给我一罐。可乐刚喝完，那边就叫检票了。在捡票口，我将提箱递她，她立定，在胸前竖起一根食指朝她那边一勾，示意我过去。我凑近去，她伸手揽住我的颈脖子“啪”一声就吻在我脸上。众人侧目，看一个妙龄少女对一个老男人做如是表演，而这个老男人脑袋晕乎乎的，直站在那里发傻了好一阵子。
回来的路上就猛想，其实人人渴望浪漫，但浪漫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一种奢侈。
老婆有时候抓住我在网上聊天，就怀疑我网恋，我明确告诉她：放心，至多不过意淫而已。她就说，她每天一去上班，家里就留着我一个人，要是我带哪个女人回家上床，她也不知道。
专职撰稿已经将一个人置于无限孤独与寂寞的境地，好在现在有网络，连上线，就可以有交流的对象，有时也难免跟一些异性网友情话炽烈，也渴求有红颜知己，但止于网上可以，一旦要走入现实，那么浪漫是需要费心照顾的。比如你可以很爱别人养着的宠物，但真要自己养了，喂食、洗澡、打扫卫生，有一大堆事情要你操心，还要能忍受它动不动爬到身上，晚上还要抱着它睡觉呢，不然它也不爱你的。
对于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养家糊口的我来说，确实没有分心分身之术，浪漫毕竟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这一点，老婆可能不懂。
既忙且累，心身疲惫，要不是稿费看着日多，谁还去受这个罪呀。反过来了，也有人说，写文章应该要写己所爱，不必那么俗气地去追名逐利，才有可能是一种高雅而快乐的事情。名且不说，如果一个人在生存难以为继之时，写文章赚不来稿费，还有什么快乐可言？
真羡慕有些人玩文字，玩嘛，一定是衣食无忧，而且还有富余的时间和精力，玩嘛，一定就是所玩之物的主人，而我，总感觉几近奴隶。
九
稿子写出，一投即中，或者至多这家不用，再找第二家也就用了，甚至好几个编辑都争着要用，那样的美好时光着实过了一段日子，所以那时多与影响大稿酬高的杂志合作，眼里心中，是没有小杂志的。常常有编辑约稿，必定是要问问稿费如何，若说稿费不高，就会哦哦啊啊，说唉呀，千字要不是200以上，稿子要不是发到5000字以上，那么……啊啊……要不，给你在别处发过的稿子行么？
还是有些杂志因为财不大气不粗，可以接受二手稿，只要不是在影响特别大的媒体上发过就行。这样的杂志真是可爱，稿费尽管低，但毕竟是额外收入，能再捡一处是一处，让人幸福得很呢。
但这样可爱的杂志毕竟凤毛麟角。
江西有一本《涉世之初》，本人是江西人，对它就有特别的感情。后恰巧有朋友进里面做编辑，知道我多写创业类稿子，说他们有一个“知本青年”的栏目，特缺稿，希望支持。我凭感觉发两个稿子到他邮箱，说明让他看看风格合不合，如果是，再联系。
朋友的电话很快打来了，说棒极，要我赶快将两稿各压至四千字，连照片一并发去，又叮嘱不要再投别处。
我说：“说了这两稿只是给你看看合不合风格的。”这两稿已分别发在《女友》和《深圳青年》。又问他：“你们千字多少？”
“纪实稿比较高，千字100元。”
千字百元还要首发，还要作者自己动手改稿，这是什么杂志呀？
朋友遗憾，我也遗憾。
还有武汉的《幸福》，我看它做得不错，书摊上也到处瞧得着，幸福的编辑也勤快，在网上到处能见到他们的约稿函。我不知深浅，想给它投稿。圈内的朋友知道，竟异口同声：千万别给幸福投稿啊，稿费千字百元，影响可大得很，在那边发了，要找个地方再发都难！
那时，这类杂志纷纷被我打入冷宫。
大概从10月份开始，稿子常常成了皮球，再三被踢回来，弄得你为了一个稿子能嫁得其所费尽心力。
我知道，那种始终一个味的小食，穷人们怕是腻了吧，杂志要求作者做出更美味的小食来。比如《打工》，当年那个保险精英的稿子上了“爱拼才会赢”，现在再写做保险的，就必须另有新招。那天汤馨敏来广州，我陪她去朱慧慧家。朱慧慧曾经也是编辑，圈内也算一支好笔。而今结婚生子，女儿尚幼，做了全职妈妈，于是料理家务哺育女儿之余，便写写爱情故事。朱汤交情颇深，而汤馨敏在《打工》做爱情故事稿堪称一绝，几近独霸天下，于是朱慧慧的文章，也就不时成为《打工》之“浪漫飘飘飘”或“爱情怕怕怕”。
朱慧慧家里有一本《平安行销》内刊，汤馨敏一下子就在上面发现有一保险精英大学讲师出身。打电话到《平安行销》编辑部，又刺探到另一猛料：还有教授出身的呢。
要了那个教授的电话，得知其在成都，汤馨敏风风火火就电话摇控，让成都的作者速速采写。
汤馨敏说，现在《打工》就要这种东西，有昔日的省长或者部长在打工更好。
当然，只要发现了好题材，高明的编辑可以随时调动其遍布全国的作者网络，猎狗一般出动。但是对于个体的作者来说，又能碰上几个省长、部长级的打工仔呢？
于是开始将稿子投给小杂志，以为小杂志对稿子就会要求低一点。可是我完全错了。杂志虽然小，稿费尽管低，编辑的眼光却不低，甚至比许多大杂志还要挑剔。你也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会缺稿，好稿多着呢，只不过多是二手稿，全国多少撰稿高手？又有多少人在一稿多投？在《家家乐》做编辑之时，常常因发重了稿被扣版面奖金，你以为是我工作疏忽吗？绝对不是。那时一个稿子被采用，至少给作者打三次电话，第一次是稿子通过之时，告诉作者已过终审，询问作者是否可以保证首发；第二次告诉作者稿子顺利闯到二校，撤稿的可能性已小；第三次是三校已过胶片已出，告诉作者铁板钉钉，下月五号杂志就能上市，让作者放心，并准备再供新稿。但是我还是频频中招，明明作者当时一口咬定绝对首投，杂志一出却读者投诉不断，让你瞠目结舌。《家家乐》在国内期刊界稿费实在不算低，尚且如此，稿费低的杂志可想而知。于是在大杂志上不了的稿子，在小杂志同样难上，反过来，能上小杂志的稿子，也许也能上大杂志呢。再说了，小杂志往往没有竞争机制，发谁的稿不发谁的稿编辑常有很大的权力，他为什么就一定要上你的稿呢？
饱尝了编辑不负责任之苦，稿子投过去石沉大海者有之；有的有自动回复，说“稿子收到，我会认真处理，及时回复，请等消息，谢谢谢谢”之类，但此后却是黄鹤查然；也有音讯全无，却莫名收到样刊稿费的；也有样刊没有，稿费却来了；猜想也定有稿子用了，样刊稿费全不给的，因为有过稿子在某杂志发出来，编辑立即电话责问我何以稿子已先在某某杂志发过，而我还根本不知道的情况（后打电话追问那家发我稿子我却不知道的杂志，稿费一直就没追到）。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于是也干过一稿多投之事，当然全挑那些小杂志，因为圈内老手提醒过：千万别得罪大杂志啊，小杂志得罪就得罪了呗。一稿多投，初为收效显著，渐渐地，如意算盘就打不得了，估计编辑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一稿多投的家伙，有几个编辑是傻瓜呢？这真是一种以牺牲信誉为代价的短期行为。
当然，小杂志里也有不少好编辑，比如曾文广，比如祝晓红，比如韩贤，他们会告诉你，我们是小杂志，稿费不高，要求你首发不太可能，你给我稿子时告诉我已经在哪里发过，让我心中有底就行了。
还有《跨世纪》的逯玮，每每说：很崇拜你写的稿子，我会认真及时地处理你的稿子。真的也就及时而认真。要是稿子没通过，还会说：这么好的稿子竟被上面毙了，真是气死我了。有时用了我的稿子且被评为好稿（《跨世纪》给稿子分等级付酬），就会打电话说：稿子被评了高分，可能可以拿到150到200元一千字呢。这样地急你之急，喜你所喜，实在让你感动。
主攻创业类纪实稿，一转眼就过了一年，然而国内主发或能发创业稿的杂志实在有限，《打工》是其一，《深圳青年》是其二，《恋爱婚姻家庭》曾打“经济大潮中的人生”的旗帜，让我发了好些创业稿，到2002年底，却忽然回归家庭婚恋之路，白白失了一块阵地。何况2002年凡一年来，多少写手在追创业稿之风，《青年一代》姚丹红编辑一语中的：“翻开国内期刊，那么多打仔成了千万富翁。”也难怪人家不爱用了。
是谁，又动了我的奶酪？
十
其实，撰稿界才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两三年”。做编辑时，就有许多发稿特猛的作者风光了一两年之后却被我无情地抛弃，不是我要抛弃他，是杂志要抛弃他。读者的口味日变，媒体就得苦苦追随。谁都知道《八小时以外》《黄金时代》《辽宁青年》等刊物，当年真是如朝阳喷薄，后来在读者变得爱看纪实文章之时，被《知音》《家庭》等抢尽风头，前几家尚未清醒，迅速没落，之后掉头再追，已经是被人家远远甩到在后面了。期刊消费有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就是读者一但抛弃了哪家杂志，将永远不回头，而要争取新读者，又是何其艰难？其实是读者在喜新厌旧，他们要抛弃一成不变的杂志，也在抛弃一成不变的作者。
据说在北京，自由撰稿人多如蝗虫，同时也高手如云，但是广州的撰稿人却如散兵游勇，也似乎并未见着什么高人。
曾知道《南方都市报》的崔永存（后到《家庭》）、《新闻周刊》的刘渊源（后到《羊城晚报》）、《新闻周刊》的邓燕婷（后到《深圳青年》）等人很能写，但他们毕竟不靠撰稿吃饭。真正专职撰稿的，有些人渐无声息，有些人半路上岸，我比较熟悉并保持交往的似乎就一个向军（笔名湘君），一个唐建华（笔名凡夫）。我算后来者。
我不得不反观他们走过的路子。湘君小青年一个，没有学历，数年前来广州打工，爱好文学，曾到鲁迅文学院进修。受学历所限，做编辑，只能去那些由书商承包的小杂志，一千来块钱一个月，往往这边没干几天又去了那边，状如跳蚤。工作之余或失业之时就写点稿子，多为编造的“纪实”，再后来看到他写的爱情故事常上《知音》的“初恋时分”和《打工》的“浪漫飘飘飘”和“爱情怕怕怕”，然后就听说他再也不找工作了，决心专职撰稿。似乎从2002年开始，忽然看到他走上了真正纪实之路，而且多写文化名流和演艺界人物，据说稿子好发得很。前几天见着他，春风得意，说要到祈福新村买楼了。
去年10份之后，我也在攻演艺圈，采写过广东卫视的主持人，采写过参演《我的美丽乡愁》的小童星。稿子确实受欢迎，而且演艺圈，多永恒的一块阵地啊。
跟湘君见面之时谈起广州演艺界没有北京活跃，怎么办？他说：“我常往北京跑啊，下个月我又要去那边采访一两个月，已经联系了好几个采访对象。”
对呀，湘君20多岁，身边无妻膝下无子，要上哪还不就去哪，青春多美好啊！
不过，2003年，我还是得下决杀入演艺圈，吃不了北京吃广州，广州不是富矿区，总还是可供挖掘的吧。
其实我还开始涉猎社会新闻。报纸上看到消息，说一个打工仔当年来广州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几近乞丐，后一大排挡老板心生同情，收留他做了工仔。偏偏后来老板患尿毒症，打工仔要报当年滴水恩，要捐肾。配型不合，打仔工又偷偷地到处贴广告要买肾。器官买卖属非法，不成。最后老板等到肾源换肾成功，但已负债累累，打工仔不但将打工七年的积蓄全部花在资助老板一家上，而且老板患病四年，他打工每月所赚工资只为自己留下50元烟资，其余全数交给老板一家，还兼职数份，送啤酒、搞装修，没日没夜，长期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为的是尽量多赚一点钱。30多岁了，恋爱都没谈过，没时间呀，没钱呀，没心思呀。
去采访的时候，老板不经医生同意私自减少药量，已出现严重的排异反应，命若游丝。
知道老板时日无多，于是稿子边写边等待个结局。没想才过半个多月，这一等却耽误了时间，老板一死我们的稿子出去，还在汤馨敏手上做着呢，一翻街边书摊新出的《家庭》，天啦，别人采写的同题材文章已经出来！
这样的情况后来频频碰到，才知道社会新闻多少人在抢，要想独家，难乎其难。
也许只能像有些写手那样，写社会新闻干脆不投杂志，稿子出来立即给报纸，报纸快，又可多发几家。但是对报纸确实很不熟悉，今年可能要下功夫攻下一块阵地。
再说凡夫，刚刚专职撰稿之初，什么都写。2002年主攻随笔，而且还拿出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一直悄然进行，等书被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们才知道。
“最终还是要靠文学吃饭。”这是凡夫的经典论述。凡夫说，2001年是他专职撰稿的第一年，主要是抢钱，2002年尝试转型。转型的结果是满意的。“以三分力写稿，七分力经营。”这是凡夫的又一经典论述。文章写得好，还要经营得好，谁说随笔不赚钱，一个月随笔为他带来的稿费在三千元左右，再写个把子纪实稿，个把子策划类的话题稿，多轻松啊。
凡夫认为写纪实稿费来得多且快，但毕竟是写过就写过了，没有后劲，随笔以及风花雪月的情感文章，报纸杂志上发过了，还可以结集，如果能像西岭雪、叶倾城，版税还不大大地？再有写纪实无须想象力，更无须绮丽的文采，弄久了，笔就钝了。
想想还真是，写纪实，本来也喜欢弄进去一些美丽的文字，比如“美思的商标，似一只翩飞斑斓的彩蝶，又像丰美迷人的女人胸脯。看美思的产品，即会想起魅彩迭现、蝶舞飞扬，即会不断地‘惊艳’：小小内衣竟可做得那么美丽，充满迷幻的诗情！进入美思公司采访，似乎跌入一个绮丽的梦境，令人遐思不断。当女人学会装点自己的美丽之后，她们便变成了精灵，让这些世上的精灵尽显魅力，最贴身贴心的当然是内衣。中国有多少爱美的女人！而世纪末的10年，又正好是中国女性解放自我，敢于挺起女人特有的美丽和骄傲的时代。吴艳芬夫妇从80年代末期开始创业，最后打造出‘美思’这一民族名品牌，其实是正跟上了中国女性追求美的步伐，于是他们成功了……”再比如“嘎让清绕，出生在青藏高原的东南缘，四川省西部的康巴藏区，那是一个神秘美丽的地方，保持着地球已近绝迹的纯粹，草原雪峰天空云霞日月星辰都是最初的色彩，只停留在人们最美的梦中。那里还有古老的藏医神奇的藏药，以及原始古朴的民风。那里离太阳最近，却离现代文明相对较远。”
但是，这些文字，在文章发出来的时候，都会被编辑全数删去。久而久之，文章一律就用口水语言，驾轻就熟，举重若轻。没听说过吗？无数写纪实大稿的写手可以一天拿一个大稿出来，最高产的一月能出数十篇。但是，这些快枪手的文章，难免就文字粗糙，甚至连校对都没时间做的，反正编辑要的是你的题材，要的是你的故事，编辑会为你做稿，“减肥”“整容”“器官移植”，全套手术都会做，甚至稿子见刊之后，作者会认不出原来是自己所生的孩子。
纪实写手高稿酬的换取，难免以牺牲自己的文字功夫为代价。
有点寒心。
凡夫说：“张晓，文学不能丢！”
但2003年将怎么走，尚不得而知。
后记：
经过艰难抗争，去年10月份获老婆批准花7000多元淘汰了旧电脑，新电脑是15英寸夏普液晶显示器，接着又装了宽带网，彻底告别小米步枪。现正争取老婆拨款购置数码相机。从高中时开始学摄影，现柜子里躺着四部旧相机，包括一部早已停产的珠江牌立式双镜头反光照相机。这四部相机都是在贫困年代买的，多数已不能用，能用的，也不好意思拿去出采访，的损形象。所以数码相机就一直成为梦中情人（家里有懂数码相机的，希望能介绍几款高性价比的）。
纪实肯定不是要写的，但也希望能与高人合作，做些书出来，如何？
本来还有许多话要写，比如一稿多投，比如伪纪实，考虑到话题敏感，不说罢了。如有愿意说的，请跟帖。也欢迎大伙对我帖中所写内容争论，不要一味的好话，要的是建议性的意见。言辞过激也不怕，我会还击，但不会攻击，请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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