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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莫言获诺贝尔奖
| 作者：SOHO特区网
-上传日期：2022-1-18 |
我看莫言获诺贝尔奖
散文/张礼
简介：曾用笔名:雪克、北子、流水，曾于《诗歌报月刊》《民族文学》《鸭绿江》《诗人》《作品》《绿风》美国《新大陆》台湾《葡萄园诗刊》《创世纪诗刊》《心脏诗刊》香港《文萃》《《春风》《滇池》《诗林》《边疆文学》《时代风采》《世界诗人》《青春》《词刊》等数百种刊物发表作品，有诗集《北回归线上阳光》等出版。云南省作协会员，曾任云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普洱市作协理事、墨江县文联主席。
在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还未公布前，从媒体上我看到欧洲博彩公司对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中国作家莫言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莫言以1赔5.5排在第一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以1赔8排在第二位。尽管我认为村上春树在世界文坛的知名度更高，其《挪威的森林》等作品风靡世界，但世事很难预料。在报纸上我曾见过这样一则报道，德国文学评论家曾向读者发出忠告：“乘坐地铁时，不要过于专心阅读村上春树的小说，以免入迷过度而乘过了车站。”
由此可见村上春树的知名度之大，国内的很多读者对其也并不陌生，粉丝也特多，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以回忆为线索，表达了青春期的孤独困惑和生命的悲哀无力，他的作品在中国一直居于畅销书之列。与世界知名度一般的莫言相比，似乎村上春树获奖的概率更大。但博彩公司的赔率并非空穴来风，当时我认为莫言获奖系数要大些。没过几天，网上就传来莫言获诺奖的消息，有先前的赔率打了预防针，对此我没感到预外。
莫言以体制内作家及作协副主席的身份获诺奖，给我的第一个信号，是否国家某个机构参与了此事，让一贯“很民间” 的诺贝尔奖也出现了“信任危机”。若莫言不挂作协副主席的身份，而是一个纯草根作家，我就不会有这个凭空而来的猜忌。
我对莫言作品的认知始于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其后是发于云南《大家》获首届“大家文学奖”（奖金10万元）的《丰乳肥臀》。后来就是获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蛙》。而《丰乳肥臀》发表后是遭遇了杀气腾腾的围剿式批判。原著名作家刘白羽（《人民文学》主编、总政文化部原部长）曾说：
“世风如此，江河日下，我们淤血奋斗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竟培养了这些蛀虫，令人悲愤。”
军旅著名诗人柯原的言辞更加尖锐：“如果让这一类的作品充斥文坛，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就会变色了……我建议对《丰乳肥臀》的讨论和批评，要造成更大的声势，像严打一样，煞一煞这股歪风。”
著名作家朱光亚也曾说：“对丰乳肥臀的批评非常好，非常必要。现在文学界的确有股歪风，香的香不了，臭的臭不下；良莠不分，甚至黑白颠倒。”
而我从莫言的诸多言论中得知，其对《丰乳肥臀》自身评价特高，自认要比《红高粱》要好。有句话说，人不被非议是不真实的，非议就如人的影子，人越高，影子就越长。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的阅历与知识面局限了一个人的审美境界。
起始于19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规定授予“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作家”，评选依据是艺术质量、人物主题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独创性，还要勇敢地致力于探索、关注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1901年至1919年期间，“理想主义”是一个高频词汇，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获得者法国诗人普吕多姆，他因“崇高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的实证”而获奖，最初十位获奖者，多是因伟大、理想主义、卓越、高贵等而获奖。
1929年至1939年，院士们对诺贝尔遗嘱中关于“理想主义”的解读开始有所松动，最明显的标志，是不再将基督教文化背景严格置入获奖要求。颁奖词中出现了新的词语：人道主义与民族精神。这时期获奖者以法郎士、叶芝、萧伯纳为代表。
1945年至1949年，是存在主义流行的时代，这个时期获奖的代表人物是艾略特、福克纳、纪德，艾略特的颁奖词是：“对于现代诗之先锋性的卓越贡献”。 1950年至1990年的世界，是一个东西对峙的世界，这段时间内的诺奖获得者，以聂鲁达、布罗茨基、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为代表，这一时期提出的是“道义、良知与自由”。1991年以来，世界进入一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诺奖的颁奖词里，出现了一个有很意义的词“人类文明”。 评委们以更加开放、多元化审美眼光，宽容的胸怀来评定作品。比如南非小说家纳丁·戈迪莫获奖，其理由是她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格拉斯的作品“使人们反复重温被遗忘的历史”，帕慕克的作品则是发现了文明的冲突，克莱齐奥则是探寻了文明支配下的边缘人性。
莫言作为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瑞典文学院在给莫言的颁奖词中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莫言是继印度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后，第四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莫言获奖，也意味着这块土壤上有诸多将被世界认可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贾平凹、余华、刘震云、金庸、余秋雨、陈忠实、余华、阿来、格非、马原、苏童、张贤亮、阎连科、铁凝、王安忆等小说散文家，于坚、北岛、多多、余光中、雷平阳、西川、欧阳江河、吉狄马加等诗人，都是具备实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
美国作家拉里•赛姆斯说：“莫言的获奖发生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中国是一个特别有文学素养、充满活力的社会，莫言获奖也可以使人们更加关注中国作者，而不仅仅是莫言。”《纽约时报》评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成就的光芒多年来被中国的经济实力盖过，莫言获奖对中国的国民心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外界还有这样一种观点，莫言获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曾透露：“中国的作家能否获得诺贝尔奖，不只是靠自身的文学成就，还要有一流的外国翻译家作为标配。中国很多伟大的作品还没翻译成外文。”这就说明，欧美语系作家更容易被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了解与接受，相比综合国力，语言障碍才是诺贝尔文学奖最大的非文学因素。
莫言能够获诺贝尔奖，还有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作品的持续而大量的译介。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被译介得最多，外文译本数量也最多。莫言的作品一共有18部已经被翻译成法语。他的大部分长篇都被翻译成外文多语种的文学译本，使莫言为更多的外国读者所知晓和喜欢，这是一个作家是否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标志。莫言的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二十多种语言，在世界文学界具较大的影响。正好在评奖之前，瑞典翻译家陈安娜翻译出了莫言的《生死疲劳》，获奖的授奖词也主要是针对该作品。
在小说《生死疲劳》中，莫言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景像，讲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的复杂历史，是对土改政策的深刻反思。小说的叙述者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但都是自己多年来的创造积累，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为自己喊冤。在小说中，这个地主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和那块土地。小说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力草灰蛇线般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在这部小说里，虽然故事情节极端、怪异、变形、荒诞，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是许多年前发生在身边的事，一点也不陌生。
莫言的创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劝世寓言的层面上，他的作品从宗教信仰出发，把信仰作为消除仇恨的一种途径。如果说在《生死疲劳》中，莫言还只是把宗教信仰作为民间自治和维系底层社会秩序的一种外在力量来看待的话，那么在《蛙》中，宗教信仰已经由外在的制约转变为内在的反思，由对神灵的敬畏转向对生命本身的敬畏，由对人性的拷问转向对灵性的拷问，由对命运的服从转向对良知的服从，由惩罚转向忏悔，由探讨如何消除仇恨转向如何塑造爱与追求幸福。在《蛙》中，通过陈眉这一人物个体的悲惨遭遇，从一种悲悯同情的人道主义情怀出发，对于当下中国社会不合理的一面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抗议。通过描写姑姑，一个从医50多年乡村妇科医生的内心历程。她为了赎罪，塑了2800个泥娃娃，并把泥娃娃放在供桌上，点燃了3炷香，跪下后双手合掌，口中念念有词。小说中这样写道：“先生，我感受到自己的灵魂受到了一次庄严的洗礼，我感到我过去的罪恶，终于得到了一次救赎的机会，无论是什么样的前因，无论是什么样的后果，我都要张开双臂，接住这个上天赐给我的赤子！”
我觉得莫言的文学创作，主要是深入地反思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对社会上的不公正有着深刻的批判。他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是对基层干部迫害百姓的控诉，他的小说《欢乐》是对乡村青年苦闷生活、普通村民被土地压制得喘不过气来的社会现实的生动表达。莫言作品中有茂盛的民族根系、浓烈的生命崇拜，其中高密乡土背景、童年生活记忆、民间文化传承和古典文学滋养是成就其民族根系的主要源泉，其中，《蛙》、《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有着浓烈的身体、生命崇拜。因此，有人说，莫言的作品揭示中国生活中的残忍，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联合早报网主编周兆呈：莫言的作品制造的阅读体验，不时在作品中出现一些看似令人捧腹的场面，随之而来的却给读者带来一些痛楚之感，他善用戏谑式的叙述，以荒诞带出骨子中的沉重。
“语言的狂欢”成为评论家描述莫言文学语言的标准用词，莫言不断用貌似“癫狂”的语言与现实碰撞，在看似荒诞的表达中透露出隐秘的真实，在隐喻中带有内心深层的愉悦，并陆续地显现出他内心的世界观。莫言笔下的人物常常能说会道、带有讽刺性或带有不修边幅的幽默感。一些乡土味十足的语言，常常令人过目难忘，甚至仿佛能够闻到其中的泥土香，看到那浓郁的高粱地，体验那似乎夸张变形却更显悸动的心理真实。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丰富的、多元化的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的马悦然亦曾表示，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或多或少因为翻译的原因，这些作品未能被西方接受。正如莫言听到获奖消息后表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诺贝尔奖的符号意义，早已为舆论所津津乐道，它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盛事一道，为民众所翘首以盼。而不同于后两者，诺贝尔奖情结维系了更为复杂、纠结的国民心态。作为新加坡的媒体人，周兆呈认为，华文文学不缺少伟大的作家，缺少的是与奖项之间的桥梁——翻译。因此，所谓的不易是在于如何让作品能够通过翻译的桥梁，让更多非华文读者了解，打破语言的障碍，获得人性的共鸣。
近年来，人们对文学的关注日渐流失，耐得住寂寞的作家愈来愈少。相对而言，基于网络的快餐文学还显一片繁荣，纯文学却愈显孤寂，纯文学作品躺在书店一角少人问津，许多作家都是自费出书，震撼人心的新作也已罕见。恰在此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给沉寂日久的纯文学注入了一股新的能量。莫言这次诺奖“折桂”，不仅意味着他的作品获得了世界的认可，也意味着中国文学或中文写作，日益融入了世界性的评价体系。
至于作家出书难，纯文学作品不赚钱没有更大的市场，我认为一些现象是不容忽视的，2010年，我国国民每年人均阅读图书4.5本，远远低于周边的日韩国家，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以色列的64本。1990年，我国人均图书消费量为5.2册，2009年这一数字为5.6册，20年过去了，人均购书量只增加不到半本。我国国民每年人均阅读图书少、人均图书消费量20年不变，国人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这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看欧美电影时，时常会看到，有人在公共场所或旅游度假时拿着书本杂志在看。而我们呢，好象用于打麻将打扑克的时间多一些，而且喜于扎堆在一起嬉戏娱乐，读书似乎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据统计，从1901年至2006年，美国共获了228次诺贝尔奖，排在第二位的英国获得了75次，排在第三的德国有65 次。日本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至今获诺奖近20次，就连小小的以色列也有多人获得诺贝尔奖。近年我们的经济一度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目前本土内才有莫言首次获诺贝尔奖，而美国几乎“垄断”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诺贝尔奖，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5％，但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世界获奖人数的70％以上。作为文化发源地的中国，除了译介及地域一些客观因素外，诺贝尔奖到底离我们有多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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