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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奶奶讲的故事
那是1958年吧，年景很坏，一个月的大锅饭把生产队里一年的粮食都折腾得干干净净，粮仓里的老鼠都饿死了，看粮仓的狗叔就拣了老鼠煮着吃，没有饿死。
村里家家户户都饿死了一半，刚开始那阵子，还能弄个象样的棺材板装起来，后来就弄两个大缸扣在一起，再后来就随便找张破席裹起来，个头高的头脚都露在外边，一般都赤着脚，光着头。
奶奶说那时候她才二十六岁，父亲八岁，姑姑三岁。爷爷被生产队派到山西拉煤去了，已经半年有余，杳无音信。
父亲懂了点事，正天扯着走起路来还摇摇摆摆的姑姑去村外寻找食物，尽管知道希望总是很渺茫，但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出去看看外边的树有没长出新芽，看看哪边还有可以填饱肚子的草皮。这荒月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太阳依旧高照，从不理会人世沧桑。
眼界之内的树都是光秃秃的，即使高耸入云的树顶，也没有一丝青绿。本来才初夏，却比冬天还冷，还冷。
野地里的沟壑都被翻得坑坑洼洼，人们都在寻找食物，人们都在竭力求生。爷爷依旧杳无音信，奶奶依旧颤着小脚，姑姑饿得狠了就哭，父亲饿了不吭声，还要去哄姑姑，偶尔找到点东西就填在姑姑的嘴里，等她不再吃了，他才咽下点儿。
奶奶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东乡还没饿死人，那就意味着那里还有吃的。东乡土地比我们这边肥沃，产粮相应也就多点。
奶奶后来告诉我，她一辈子从来没一下子走那么远的路。
东乡是个不严格的地理概念，我们家乡的人称处于我们村以东的地方借为东乡，都知道那里是富裕的，当然富裕并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富裕，是能稍微吃饱肚子的富裕，是一年中挨饿时间比较短的富裕。
早上天还没亮，奶奶起来用凉水洗了洗脸，也给父亲洗了一下，还把过年穿的衣服给找了出来，这样出去更体面些，因为东乡据说很富裕。奶奶那时候年轻，当然也很要面子。
姑姑被托付给邻居家照顾了，邻居家也一样，灶炉已经有好多天没冒过烟了。即使有点东西也都是在半夜的时候偷偷煮，共产主义了，就不能有单门单户的日子，锅也都给收掉了，一般都是用个大瓷碗当锅。
奶奶没有琐门，那年月也没什么盗贼，家里也没什么值得偷的东西，除了几床破被子，里边的棉絮还是奶奶出嫁时候带来的。
说东乡，谁也不知道具体的东乡在哪，奶奶只是拉着父亲趁着月色朝着正东的方向走。走过一片空荡荡的田地，里边本来种了玉米和黄豆的，却碰到了干旱，苗出得三三两两，然后又被人们给拔掉充饥了。
走到大公路的时候天已经微微亮了，这里离村里已经有二十来里地了。他们坐在公路旁边歇了一小会儿，路上的车辆很少，黎明的荒野一片寂静。
就这样地走着，走过了很多村庄，都和我们村庄一样，没有任何生气，没有树叶，没有草皮，也没有鸟雀，所有活着的东西就是半死不活的人。
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终于慢慢能看到一点绿色了，当然这个渐进的路程是很长的，他们也碰到不少像奶奶他们一样逃荒的人，大家见了面都苦笑一下，没有什么话说，也没有什么力气说话。
这里的景况确实要好一点，人们的脸色没有村里人的脸色难看，但也只是维持着很低的温饱，偶尔还能改善一下生活，生产队里杀头猪，每家分个四两半斤的。
父亲很听话，一路跟着奶奶很累，肚子饿的时候就去人家院里讨点凉水喝，也有人家给他倒上一碗开水，怜惜地看着他喝完。这是那时代唯一可以表达的友好。
这里的村子果然像传说的一样，越来越殷实，有个别村里还能保持基本的自足。
到了另一个村的时候，父亲确实走不动了，奶奶也走不动了，只是在撑着，讨饭的生涯看似简单，但很艰难。奶奶是年轻人，顾及面子，也不想让人家把自己叫为乞丐，有一些人碰到他们打招呼，问他们要去哪，奶奶说去串亲戚。亲戚家在哪？没人知道。
这个村头的一个废旧的壕沟旁边，奶奶拉着父亲坐在一个土疙瘩上休息，眼却瞄着沟底，里边有一堆白菜疙瘩，是切除的根部。旁边不断有人经过，奶奶和父亲只能那么坐着。
到了中午的时候，人少了，大概都回去吃饭了，公社大食堂的烟囱冒着白烟。
奶奶终于鼓起勇气对父亲说：“这里好多白菜疙瘩啊，扔了多可惜，咱们拣了回家喂牛吧！”给父亲这么说只是为了鼓起自己的勇气。
拣完后，奶奶把那些疙瘩装进一个小袋子里赶快拉着父亲离开了那里，开始往回走，一直把那个袋子背在身后。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村里死一样的寂静。奶奶和父亲蹑手蹑脚地穿过村子回到了家。姑姑已经趴在床上睡着了。
这份白菜疙瘩被分成了六份，用一个大搪瓷缸煮了分着吃。一共吃了三天，每天吃两顿，不至于饿死。
这些天饿死的人太多了，人们的脚面上都缝着白布。我们那的风俗，谁家死了人，就用白布把鞋前半截缝起来，以示纪念。
另一个故事。
那是后一年——1959年。
景况仍旧没什么好转，还遇到了蝗虫灾，本来今年的庄稼长得不错，队里派出很多人日夜守侯着，怕再被拔去吃掉。蝗虫来的时候遮天蔽日，树草禾苗一扫而光。
爷爷已经回来了，去年年终的时候。爷爷个子挺高的，将近一米八零，回来的时候脸很黑很瘦，已经饿得驼背了，他们出门的时候每个人发了一辆架子车，用人拉的那种，给的买煤的钱也在路上吃光了，还没走到山西就回来了。
蝗虫毁坏了所有庄稼，也毁坏了刚燃起来的希望。一夜之间，原本还算茂盛的田野又成了沙漠一般。现存的饥饿和预期的饥饿一起涌来。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又到了去年那种状态下，这次更绝望，更彻底。
村口有座大庙，说是一座，其实只有一间大房子，很破败，“破四旧”那会儿，各级领导已经带领村民们把所有的神像、神坛扔进了旁边的水塘里。
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流浪汗的聚集地，里边总躺着七八个人，等着死亡的来临，当里边已经没有地方的时候，后来的只能躺在门口的大路边上。眼望着天，或许已经不再望天，集起浑身的力气都已经支撑不起沉重的眼皮。
老黑家一家这两年死了三个，老的，小的，弱的，都死了，只剩下三个青年劳力。
老黑这几天也开始感觉到不对劲儿了，已经四天没有吃到任何东西，饿了就喝水。其实这年头，除了在生产队几个当官的，其他人都在死亡的边缘转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死。
老黑坐在土墙下，任着太阳晒在身上，不想再动弹一下了，每次稍微的移动都需要努力好半天。
人们都这样了，当然没人能救济他一下。有人劝老黑再出去转转，看能不能逮几个蝗虫用火烧烧吃了也能保住命。这些天很多人都是这么活的，拿个筛子到野地里逮蝗虫，逮到了就找点柴禾烧了吃。
老黑不想动了，艰难地摇摇头，不说话，眯着眼睛。
又有人说大庙门口一个人死了，老黑你拿把刀去割点肉回来煮了吃吧。这是骇人听闻的，但在那样的年代里是正常的。
老黑的眼睛终于睁开了。艰难地走回家里，找到了好久不用的菜刀，拎起这把菜刀需要很多气力，他攒了好久劲儿，半抱着菜刀向大庙走去。
到了大庙门口的时候，看到那个人就躺在地上，好象已经死了。老黑挪过去想开始割肉，却被吓了一跳，人还没断气儿。
那个人睁开眼睛说了句话：“兄弟，再梢等会儿吧！”很微弱，如风中摇摆之零星灯火。
老黑就那样蹲在他旁边，等着。
终于支持不下去了，老黑倒在了地上，死了。那个人也随即断了气息，死了。死了一对。
每次想到这些事情，我都宁愿相信不是真的。就像北岛的诗：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但天就是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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