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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手故事 一个笔名两枝笔写亮黑暗的日子
| 作者：SOHO特区网
-上传日期：2004-8-27 |
作者题记：在河北电视台与湖北电视台将要播出为我们制作的节目《爱的航线》之际，我们想把自己的自述文章放上来，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我们。
2002年4月28日晚21点，东南电视台50分钟的大型谈话栏目《有你有我》播出了一期题为《我们有两枝笔，怕什么？》的节目，讲述的是一对年轻夫妻浪漫的爱情故事和独特的生存方式——他们的最高学历是初中，却双双加入了江西省作家协会；他们曾经举债度日，却在无意中，选择了“入世”后最热门的职业之一“自由撰稿人”，他们共用一个笔名闯荡文学江湖，短短几年时间，通过不懈的奋斗，一年的稿费就达几万元。他们就是人称中国“第一夫妻自由撰人”的刘述涛、彭宏英。他们是怎么走过这样传奇般的历程呢？
一个笔名两枝笔，我们写亮了黑暗的日子
——一对夫妻自由撰稿人的奋斗人生
文学是我们的媒人1975年，我出生在福建省南平市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环境原因，初中只读了一个学期，我就辍学了。这以后，我在饭馆做过小工，也到电池厂当过临时工，还帮哥哥开过饭馆、做过代课老师。也许是天生与文艺有缘，虽然辍学了，但我一有空就自学书法、国画、篆刻、读书看报，或者吹笛自娱。1994年，偶然心血来潮，我写了一首小诗投给《闽北日报》，居然就发表了，从此就爱上了文学。
1996年3月，偶然的机会，我给那个和我一样，经常在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的《阳光航线》节目发表文章的江西遂川听友刘述涛写了一封信。与我那时追求词藻华丽、虽有灵气但嫌稚嫩的文笔相比，刘述涛的文笔虽平实，但有生活味，更有思想境界，所以我对他有些崇拜。因为我在海峡之声一直是用笔名“上官鸿儿”，所以第一封中我只署上本名，还故意问他“常言道，文人相轻，你对同样常在海峡之声发表文章的上官鸿儿印像怎么样？”没想到他就猜出我是谁了。我们信中无所不谈。一年后，两个互相欣赏的人，虽然只见过照片，却在信中谈婚论嫁了。但这期间，他也打过退堂鼓，认为自己很穷，怕委屈我。他的实在反而让我更加认定，他是一个踏实的人，只要他人好，其实的我都可以忽略，于是我回信说：你姓刘（牛），我姓彭（棚），合在一起不就是牛棚吗？不过，住牛棚我不怕，就算是穷到喝粥、乞讨，只要心中有爱，我也可以把生活的苦涩拌在四目相视的幸福之中来咀嚼。
1997年8月，述涛来到福建。见面之后，我们都觉得对方比信中表现的还更好、更可爱、真诚。虽然我父母有些不放心，但是我们都相信自己的感觉，有些人天天相处，心与心却永远有距离，我们虽是初见，两颗心却都互相读懂了。就这样，1997年9月，以文学为媒，我们走到了一起。
我们的婚礼很简朴，既没有花车，我也没有化妆，更没有让他买一件首饰。除了一台借他大哥钱买的21寸彩电，一台破三用机，他朋友合送的一台VCD，什么家电都没有。但我们觉得很幸福。
生活，你为什么不对我们露一点笑脸由于我本来就是没有单位的人，述涛又不愿听他妈说的，让我拉板车到街上卖水果，受风吹日晒的苦，婚后，我就留在家里写作。第一次见面时，我曾出了一个下联让他对——“八月涛来水作山”，他马上对出上联“一载英归荷结藕”，上下联中含有我们名字中的一个字，后来他就把这两个字取出来，作为我们共用的笔名，他说我们夫妻合璧，天下无敌。但是当时他没有多少时间写作，因为他要挑起养家（他的父母跟我们一起吃）的重担。
述涛原来在一个乡供销社上班，每月只有200多元的微薄工资。1997年7月，在准备接我之前，他就计划好了，让我在家先往文学这条路上走，他家在县城，为了好照顾人生地不熟的我，他就先停薪留职，回县城与人合伙搞装潢，帮人做些防盗门、防盗网之类。
合伙人有三个，都是老板，也是工人，下料、电焊、油漆……什么都要做。述涛的脑子更好用，所以拉业务、筹算、丈量、设计都要他来做。原来在供销社整天跟纸笔打交道的他现在打交道的都是又笨重又弥漫着铁锈气味的钢筋、铁管、不锈钢管等东西。电焊时不方便一只手，便只能不用面罩，害得他的双眼总是刺痛，一见灿烂的阳光就头晕，脸上还总是发红、脱皮。油漆时也常弄得头发五颜六色，衣服、鞋子全是斑斑点点。
这些都不算累，最苦的是用板车拉着几百上千斤焊好的防盗网或防盗门，由于三人中他的力气最大，所以这种重活都是他承担。每次他大汗淋漓地拖到十几里外的工地后，因为要安装的地方常在五六楼以上，所以又要先上楼放下一根绳索来，然后再跑下楼把一张网绑在绳索上，接着又爬高楼，和同伴一起硬是把一张两三百斤的网吊上去，然后又重复以前的程序跑下楼。这样往返几次，早晨吃的饭早已消化完了。但是把网吊上去以后还要安装。先要蹲在阳台上打膨胀螺丝，然后一人在里面挟住网，一人蹲在阳台上把网焊到膨胀螺丝上。
虽然说五六层楼不算高，可是在这上面操作没有什么安全措施，有时不经意的往下一看，他的心里就禁不住打颤，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站不住蹲不稳了……回家后，他对我说，站在上面，仿佛觉得有白云从我的腰上过。
看着本来壮实的他瘦得皮包骨，抚摸着他青筋暴露、粗糙的、到处是伤疤的手，我的心里一阵阵内疚。在写作上，我都是自己跌跌撞撞地摸索，只偶尔在《羊城晚报》、《福建日报》、《青年月刊》等处发表几篇作品，稿费少，我又怀有身孕，不但没能分担家庭的重担，反而成了他的累赘。我能做的只是在他每天周身疲惫回家时，给他一盆热水，休息前给他捶捶打打，推拿按摩，让他放松一下筋骨。
可有时，就连让他好好休息的愿望都不能满足。在结婚前，他父母分房产时，分给他的是两间黑暗破旧的土房。他大哥在吉安做生意，家也安在吉安，但他有一栋平房在遂川，所以他就一直让我们借住在这栋平房里。由于房子只有一层，夏天闷热异常，让人无法入睡。特别是1998年夏天，气温罕见的高，连室温都超过了40度，温度计都快爆了，我们从床上逃到了地板上，可还是烫得心烦气躁。最后我们只得把席子摊到了房顶上。
在淡淡的月色下，述涛抚摸着我隆起的肚子，难过地说：“委屈你了，都怪我没本事，连一栋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我连忙安慰他说：“我们这样多浪漫啊，每天都在星光照耀下入眠，这半空中的风，比电扇吹得凉爽多了。我们的孩子将来肯定很聪明，因为他（她）吸取了日月星辰的精华呢！”
是的，吃再多的苦我们都能忍受，可令人失望的是付出的辛苦没有回报。
遂川是井冈山下的革命老区，经济很不发达。可是小小的县城，做装潢的就有几十家，为了竞争，有的人就把价格压到最低，累死累活地做，却赚不到多少利润。更让人丧气的是，每次的业务总要自己先垫付材料费，做好之后还收不到账，至少要欠你几个月再说。于是就有几笔呆账总也讨不回，而且还给人骗走了一笔钱。讨账的事总是要述涛去，给人家陪笑脸装孙子还总要不回钱。资金周转不灵了，又总是要述涛一个人想办法，我把父母陪嫁的一万元钱都填了进去，他又跟别人借了一点。眼看他辛辛苦苦地干，却没有赚到一分钱，我只有干着急。
转眼到了1998年10月，我突然因为难产而需要施行剖腹产，光手术费就要700多元，刚好我父母寄来了一千元钱，是给我坐月子补充营养的，就拿来交了手术费。可是七天的住院费和输液费等等又要二千多块钱，述涛只好一家一家地去求欠账的东家，总算有人发善心给了一笔钱。
因为没有钱补充营养，我的身体变得很虚弱，儿子也没有足够的奶吃，体质很差。眼看我们日子越过越窘迫，再也无法独力赡养公公婆婆，他们与我们分了家，每月我们和述涛的四个哥哥分摊生活费。婆婆也不帮我带孩子了。儿子的睡眠不好，夜里每隔两个小时就醒来一次，每当我强撑着疲倦不堪的身子哄着他，总会想念起远在福建的爸爸妈妈，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没有让我吃过一点苦，可是现在，我只有忍着泪水坚强地面对。述涛下半夜更清醒，他见我被孩子磨得这么苦，便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帮我带一下，我很欣慰，至少，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地方，还有他是深爱着我的。
生活的压力迫使述涛无时不刻思索着怎样改变家庭现状，1999年下半年，他看中了一个项目，搞玻璃工艺装潢，这种技术在遂川县当时还没有人会。可是他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这时就有几个人很想找到出路的无业青年表示愿意合伙，可他们也没有多少钱。因为当时可以提供这种技术及设备的北京一家公司在国庆期间有优惠，加上几个人热血沸腾，认定这是一条好门路，就商定先用刘述涛从私人借到的四万元钱和他们凑的小部分钱买来技术和设备，以后的启动资金他们保证很快就能借到。
可当述涛从北京带回了技术和设备，合伙的几位一直借不到一分钱，没有启动资金，就买不到原材料、开不出店，这个事业就成了空中楼阁。述涛焦头烂额地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可是没有关系和背景的他，从银行贷不到，从亲友那也借不到。这时候，他原先还在搞的装潢也搞不下去了，因为合伙的两个人卷入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当中，全跑了。真是四面楚歌的绝境了，那段时间，总看见他的脸上写满绝望。
有一天，他忽然很郑重地对问我，你还记得我以前信中跟你说过的最大愿望吗？我当然记得，他当时说梦想有一台电脑，可以靠“敲文卖”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他说，对，书上说，一个人要么在30岁前读懂一本书，要么就精于一件事。我再也蹉跎不起了，一定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像我这种书生，经商是不行了，打工也离梦想太远，我俩唯一的资本，就是会写文章，我决定了，只有破釜沉舟，也许我们还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就这样，2000年元月，我们一起做起了自由撰稿人，创建了英涛工作室，并将仅有的一笔刚讨回的七百多元钱买了一台旧的486电脑用以写作。而那几万元钱买来的玻璃彩雕机、蒙砂机等工艺设备至今还丢在我们的老屋闲着。
我们有两枝笔，怕什么？
2000年2月，附近一所小学校长找到我，请我去代课，虽然每个月除了180元，什么待遇都没有，但我想至少在我们还没写出来之前，可以稍微有点收入，就答应了。我去上课时，一岁多的儿子就由述涛带，写作的时间就见缝插针来安排。一开始几个月，我只在《人之初》和《南方文学》发表3篇，稿费共600多元。述涛到5月才开始在《羊城晚报》发表了后来被《读者》、《青年博览》等几十家媒体和一百多家网站转载的《致网虫丈夫的一封信》，还有《诚实不简单》。
没有钱，我们只好抠着过日子，十天半月难得开一次荤，总是等到天快黑才去买贱卖的青菜。心疼儿子，可是从牙缝里也只能挤出一点钱，每天早上给他蒸一个鸡蛋，买一碗2毛钱的水豆腐。儿子的衣服全部是述涛大哥的女儿穿过的，还有几件我母亲和妹妹寄来的新衣服。我和述涛结婚四年的时间里，没有买过一件衣服，除了我父母和妹妹各送我一套冬衣。他有件两边手肘后有两个大窟窿，只剩前襟还能撑一点褪色的门面的毛衣一直藏在外衣里面穿了8年。
那时候我们几乎可以算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天早晨起来，就在心中祈求，但愿人人康寿，晚婚晚育，因为每送一次礼，就是我们几天的饭钱。最愧对的是我父母，每次我家乡的亲友叫我喝酒，我都没去，父亲就帮我把每一份礼都送了。我在南平电池厂的一位好友结婚，我没去，父亲也不认得她，结果，这份贺礼欠到现在，至今我还深深地内疚。
稿费没挣多少，可债主不会忘记我们。一个星期天上午，述涛出去买菜，半天都不见回来。等到快中午了，才看见他推着那辆破旧的单车一瘸一拐地走回来，只见他眼睛肿得老高，身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惊叫着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事，我欠那人1万块钱，本来讲好一年到期的，今天他遇见我，说是半年就要还他，每个月的利息也没给他，争着争着他就动起了手……我听着得心一阵阵地痛，眼泪不听话地从双颊滚落到他伤痕累累的手臂上……
知道这件事后，我父母凑了4千元寄来。述涛的大哥也送来了6千元救急。虽然是他的亲哥，可那一刻，我感动得一阵哽咽，心里真想跪下来给他叩头了！
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婆婆因为胆囊炎发作，要开刀取出结石，五兄弟要各凑500元费用。这个数目对他的哥哥们来讲不算什么，可对我们来说，简直是要了命。我一直觉得愧对父母，很不愿再向他们伸手了，他大哥做生意也不容易，怎么好再问他借？无奈中，我取出结婚时，母亲送给我们的一对戒指，对述涛说，卖了吧。他也别无它法，只是把戒指放在手掌，愣愣地瞧着，嘴里喃喃地说，“怎么对得起她老人家，怎么对得起她……”。
多少苦难我们都可以咬牙默默地承受，可让我们最心痛的却是来自亲人的冷眼。就说公公吧，见了述涛就说，“哼，整天坐在家里就能挣到钱？”
最刺痛我的是有一个人，他住我们隔壁，每次看见儿子，他就要说：“真是猫咪老鼠一样，我的崽小时多么胖……”看着瘦弱的儿子，我无话可说。那天早上，我又在门口买了碗水豆腐。他看着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儿子嘲讽道：“笑笑，你妈妈天天给你吃水豆腐，会不会养死你啊？”我一听，肺都要炸了，我气得抱回儿子就走。一个小时后，述涛回来知道了这事，他紧紧拥抱着满脸泪痕的我说：“不要理他，我们又没有吃他的饭，他凭什么管我们？下次他再敢欺负人，我就不认他这个人了。”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在飘荡中相依为命的感觉。
日子越过越恓惶，写散文没有多少钱，我们想写稿费高的纪实稿，有次，为了凑齐去南昌采访一个新闻的路费，述涛把心爱的BP机都卖了，可是采写好后，有三家名刊编辑叫好，通过了二审，却都在终审时毙了。每一次送审，我们的心就像在油锅里上上下下煎了一道，最后带来的还是伤痛失望。
2000年7月，代了一个学期的课以后，因为几所小学合并，不需要那么多教师，我连那菲薄的180块工资都没有了。没有维持几天，我们惊恐地发现，米桶里已快没米了，而述涛又因为夏天怕热睡在地上得了风湿骨痛，想买一贴狗皮膏药的钱都没有。情急之下，述涛想到了他另一个哥哥，可上次这个哥哥借给他300块钱时就说过他，“借钱能过一辈子吗？给你，加上上次的，你已经欠我1600块了。”没有办法，述涛只好就托婆婆向他借100块钱，说有稿费来马上还。等婆婆从他那儿回转来，说，他说了，他不是银行。
那一刻，我看见述涛的脸色一下子苍白，仿佛被一颗利箭穿透了心。那个晚上，我听见他在低声啜泣，一个大男人的哭泣，叫人听了怎不揪心？我努力面带微笑地说，他只是恨铁不成钢，他不借就算了，总会有办法的。他擦干泪水，异常疲惫地说：“他原来是跟我最亲近的，我写出好文章都给他看，有什么事都跟他说，可是……现在，连他也不相信我了，也许，是我真的太笨，太没用，真的写不出头……”我再也忍不住，和他抱头痛哭起来。
没有想到，这次的打击让他一时伤心便写了一封信给一位曾经给我们发过好几篇文章的编辑，说日子过不下去了，或许有一日，把妻儿托给老丈人，便去自杀。
过了几天，接到这位编辑的电话，她本来声音很温婉的一个人，这一次在电话里却火气很大，把述涛臭骂了一顿：“你还是一个男人呢，你不想着为妻儿撑起一片天，却往死路上想，你还有没有责任感了？汪曾祺你知道吧？他这样一个大家，也曾经想过自杀，也因为没有一分钱吃饭。沈从文接到他的诀别信后，回信骂他没出息，他说‘你手里有一枝笔，你怕什么？’我也同样告诉你，你们是两个人，你们有两枝笔，你们又怕什么？中国的文坛难道真的容不下你们？纯文学现在难找吃，为了生存，你们要放下一些东西，把那些时尚的、商品化的杂志研究一下，写一些这样的东西，先糊住口再说。以后呢，再想着更高一层的写作。”
又过了几天，我们突然收到这位编辑汇来的500元钱，那一刻，我们泪流满面，这一份感动，我们将永远珍藏。为了不辜负她的鼓励，也为了对自己这一生负责，我们没有理由消沉，再坎坷的路，我们也要一步一步向前走。
这以后的每一次失败，我们不但不气馁，而且积极从失败中总结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渐渐的，我们的稿子被用得越来越多，《知音》、《打工》、《做人与处世》、《爱情婚姻家庭》等几十家知名杂志纷纷向我们约稿。我们的许多作品纷纷被《读者》、《青年文摘》等报刊转载，还有一些入选作家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等出版的集子。2000年创建工作室之初，我们的稿费一年不到2千元，而2001年，我们写了三十几篇纪实大稿，还帮书商做了一本书，另外，我们还经常在《羊城晚报》、《中国青年》、《今古传奇。故事版》等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散文随笔、哲理小品、小说、故事、还在《花季雨季》发一些少男少女的故事。
2002年3月，东南电视台《有你有我》栏目的编导从我发在《中国青年》第3期的文章知道了我们的故事，便通过该文编辑联系我们做了一期节目。4月8日我们录完节目从福州到南昌时，火车已晚点8个小时，《今日家庭报》的记者就一直守在火车站等我们。几天后，他采写的副标题为“江西首对夫妻自由撰稿人英涛访谈”的报道发表在《今日家庭报》上。在采访时，他称我们是中国第一夫妻自由撰稿人，我们说不敢当。他说虽然夫妻一起写的人也有，但像你们这样，完全没有其它经济收入，而且没有高学历，全靠自己努力，却能以写作生存，而且能这么成功的，我没有听说过。
4月28日，东南电视台播出我们那期节目后，我们家的电话几天都响个不停，有企业聘请我们做宣传顾问，更多的是被我们故事感动的观众朋友跟我们交流文学，还有的为我们提供写作素材和采访线索；我们在榕树下网站的主页和留言板也异常热闹起来，有位网友居然把我们发在榕树下的七十几篇文章全部打印出来，传给他的同事看，我们除了感动，还有些惭愧，因为放在上面的并不是我们最好的作品。面对朋友们的厚爱，我们只有一直写下去，用最好的作品来回报大家。
现在经常有人问我们，支撑我们从困境中走出来的信念是什么？回答只有两个字：“坚持”。想成功，不仅要有才华、机遇，更需要有不屈不挠的韧性，只要你能咬紧牙交紧持到最后的一个瞬间，你就一定能成功。德国诗人里尔克说过，“挺住意味着一切”，在最苦的时候，我们就想，谁能肯定，失败不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磨刀石？我们总有磨出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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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非常感受：真实的SOHO是很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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