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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法”
余斌，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因为受贿9．5万元，同时还有10万元违法所得，被当地法院判刑3年，缓期5年。和其他受贿案件不一样的是，尽管余斌承认自己收过他人钱财，却可以证明其中的15万多元已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为此，社会各界展开了讨论，众说纷纭。
余斌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副市长，每年的公务经费仅为1万，这其中还包括他用车的费用，根本不够解决大量实际问题，而如果将收受的钱财上缴单位，自己又失去了支配权，故采取了这种“高风险”的方式。另外，余斌认为，这些款项“上缴不外乎有三个部门，自己的单位、检察院、纪委。交给了自己的单位和检察院，这些钱可能会变为一些单位的职员奖金；交给纪委，我作为一个副市长解决实际问题时又会捉襟见肘”。
也有人认为，余斌将这些钱用于公益事业，捐款也罢，解决教师工资也罢，都是以其个人名义做出的。余斌花了受贿得到的钱，但心理的高尚感和社会评价的增高又使他获得了其他收益。从本质上看，既然余斌花的钱使他获得了其他个人收益，还是应该认定他已经占有了该受贿款的相关利益。
在我看来，所有的争论正是情和法的冲突。从法律层面看，法院的判决显然没有错，因为根据犯罪构成的理论，余斌收受贿赂款的行为，从客观方面讲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至于他将受贿款用于公益事业，则是受贿这一违法行为完成后的后续行为，是否影响前面行为的性质，也无法确定。从情感层面看，在人们习惯了贪腐的社会风气后，突然面对一个“良知尚存”的“受贿”人，从心理层面感觉无所适从。那么，情和法应该怎么平衡呢？这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现在，我国在建设法制社会，一切都要依法而行，但是，法律是死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事情是千变万化的，固定的法律条文是不可能全部涵盖的。在古代，我国是以人治为主，在那时候，法律极度的不完善，一切以君主的意志为本，国家的成文法律起不到作用，出现了很多冤假错案。在现在，要建设法治社会，一切以法为纲，尤其是现在我们国家采用的法律制度，以成文法为准。有很多案件出现争议，出现，情容法难容的情况。现在很多学者或者个人都认为，法治国家就要以成文法为准，不能考虑情的因素，这种观念真的正确吗？从人治走到绝对的法治，会不会是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呢？
法律是为人类服务的，人都是有感情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在法律中引入人类的感情呢？这种法律制度并不是不存在。例如：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不正是解决此类问题方法吗？以法律为纲，有兼顾人情，可以说是很完美的。为什么不学习和引进呢？建立一个人性化的法律体系，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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